钱锺书的科举观

　　 　　□谢泳
　　钱锺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非常鲜明,以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锺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还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种《七松园弄假成真》的话:“原来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是这个病症。”此段意思和陈石遗所见完全相同,足证钱锺书对科举的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围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钱锺书对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为对科举的另外一种评价。他说方鸿渐到了欧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待。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这是钱锺书间接的评价,还有更直接的。方鸿渐和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谈艺录》中也引过《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的话:“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他在《宋诗选注》序言中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是:“又宽又滥开放了做官的门路”,书中介绍文天祥早期的诗,认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顺便说到“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钱锺书提到科举、状元一类人事,一向不以为然,似可看出他对科举制的基本判断。
(摘选自《钱锺书交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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