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作品里说话他在尘世中归隐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以一部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立足文坛,此书多次再版,迄今累计销量已逾6000万册,但他的文学成就不止于此。今年恰逢塞林格100周年诞辰,译林出版社推出塞林格全集,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四本。此外,译林出版社还邀请塞林格之子、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首次访华,与中国作家一起探讨塞林格作品的内涵与价值。
　　本报记者　曲鹏
>>　封面只能有书名、作者名
　　塞林格是美国二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46年从欧洲战场回国后,他开始为《纽约客》撰稿,发表了以霍尔顿为主人公的小说《麦迪逊的轻度反叛》,这个短篇后来扩展成为长篇,也就是他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随后又在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1951年,构思十年之久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小说主人公,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幻想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书名中的“守望者”:在麦田的边际抓住奔跑的孩子,保护他们不致跌落悬崖。霍尔顿这个人物强烈吸引着读者,就连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也在其中找到了当年的自己——“他把我想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小说派生出众多解读,读者急于找到作者,以验证自己在小说里发现的东西。晚会邀请纷至沓来,女性与他约会,陌生人找他要签名,读者来信骤增。
　　32岁的塞林格一夜成名,备受追捧。他却为名气所累,总抱怨无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无法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投入写作。1953年,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郊外买下一块90英亩的土地,四周丛林环绕,似乎在践行霍尔顿的梦想,“用我挣的钞票盖座小木屋,余生就在那儿住”,不再“跟谁做蠢而无用的交谈”。
　　如同霍尔顿的梦想一样,塞林格希望的新生活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地方。马特认为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生活主见的人,他不愿意融入所谓的文学社会中——“他不想跟其他作家一起打打扑克牌,玩玩扑克游戏,互相读对方的作品,互相说对方的好话”,相反,他跟自己的邻居、朋友甚至超市的屠夫,还有马特的朋友、马特朋友的父母都经常进行非常友善的长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他算不上一个文学的隐士”。
　　从纽约公寓搬到了乡间宅子的当年,短篇集《九故事》出版,之后,他在世时仅有《弗兰妮与祖伊》(1961)、《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1963)两本书与读者见面。他无数次拒绝将昔日作品收入选集,并严格监控出版的宣传与设计。他的遗产执行人也完全尊重他的意愿,拒绝用任何图像和文字间接阐述他的作品。2007年初丁俊接手翻译《弗兰妮与祖伊》中文版时,就被告知代理人对中译本提出的要求:封面上不得使用任何照片、绘图,不能有除了书名、作者名之外的任何其他文字,书名必须放在作者名字上面,而且字号要比作者名字大；全书不得有作者简介；不得有序言、后记之类原书没有的内容；不能在封底等位置引用其他人的评语。即便是作为塞林格小说狂热读者的村上春树,在倾力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弗兰妮与祖伊》日文版后,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撰写的长篇导读序言也未被代理人接受,以贯彻塞林格拒绝被解读的立场,不想让读者在读书之前就对书中的人物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
　　1949年,塞林格曾授权好莱坞将小说《康涅狄格州的威格利大叔》(《九故事》之一)改编成电影《我愚蠢的心》。他领教了小说在好莱坞导演手里究竟能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后半生再也没有同意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话剧或者电影。多年来,几代大制片人如哈维·维恩斯坦、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都想要拍摄电影版《麦田里的守望者》,无一例外地遭到塞林格的拒绝。作为代理人,马特表示不会把父亲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隐秘性,他希望作品仅供阅读,并且想象其中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想象塑造一切”。马特本身就是一名好莱坞演员,主演过《美国队长》,作为制片人也拍摄了很多的电影,“我觉得如果把它(《麦田里的守望者》)改编成电影的话,会对这本书造成一定的损害或者影响,那么我父亲会说完全毁了他的作品,你很难想象去选哪个演员演霍尔顿”。
>>　藏起了自己,也藏起了作品
　　1965年塞林格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哈普沃尔16,1924》之后,就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了。1972年他退回了小布朗出版公司的出版预付款,决意不再发表新作品。在得知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收藏了自己的部分手稿和私人信件后,他马上请经纪人协助销毁了所有通信。在他看来,读者应该把兴趣限定在他的作品上,与作品无关的信息仅仅属于他的私人生活。
　　为了远离人们的视线,塞林格不惜动用法律手段和昂贵的诉讼费让自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结果却是,他非但没有从公众视线里退出,反而显得越来越传奇,也越来越出名,报纸和杂志都在迫切地寻找他的踪迹,不断有记者埋伏在他的住所附近暗访偷拍。
　　他的书迷因为看不到他的作品而苦恼,干脆从上世纪40年代的旧杂志里收集了他的二十多个短篇小说,编成了一部盗版的小说集。塞林格通过《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要控告出版商和书店,随后法院下令禁止发行和销售盗版小说集。
　　虽然塞林格不让别人发表他的作品,但他阻止不了别人写他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家伊恩·汉密尔顿写了一本塞林格的传记,未经授权引用了塞林格未出版的信件中的内容,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1998年,乔伊斯·梅纳德出版了回忆录《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其中详细记录了她和塞林格在上世纪70年代持续八个月的恋爱史；2000年,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未经父亲同意出版了回忆录《梦幻守望者》。这类作品总不缺读者——他们想要寻找塞林格隐居背后的真相。
　　为了不让身后的财产引发纷争,2008年塞林格正式成立塞林格基金会,将所有作品委托基金会管理,不让任何个人独自占有他的作品。2010年1月27日夜,刚过完91岁生日的塞林格去世。在乡下隐居的岁月里,他是否创作出新作品成了一大悬念,就连史蒂芬·金也说,这个世界迟早能知道多年以来塞林格是不是在书写伟大的作品。马特给好奇的读者提供了一些细节:在停止出版的十七年之内,塞林格一直在坚持写作,每天都写几个小时,“他当时的文字是美得惊人的,他写的文字惊心动魄,他写了他自己在乎自己真正深爱的事情”。目前,马特正在忙于整理这些资料,以让它们尽快问世。
　　对于新作品,马特说:“如果你想看到的是塞林格这位著名的隐士在树林里写的东西的话,我想你会失望的。但是我不在乎,我父亲也不在乎,因为他真正在乎的是让读者理解他,让读者爱他的作品。如果你是这样的读者,你就会喜欢他接下来出版的作品。”深受塞林格影响的中国作家麦家对这些作品有所期待,他在塞林格去世后撰文:“我愿意原谅他所有问题,我欣赏他所有怪癖,我期待他锁在铁箱子的每一个字。我足可宣称,即使所有人都离他而去,我依然在他身边。”
>>　“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去哪儿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塞林格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小说触及了人的精神层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读者,翻开《麦田里的守望者》,就能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霍尔顿。上世纪50年代小说出版之时,二战后僵化的传统在美国社会弥漫,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满嘴脏话、厌恶成年人的虚伪、渴望保持纯真,成了反叛传统的青年人的代言人。带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者《九故事》,模仿霍尔顿的穿着打扮和语言姿态,在美国学生中间成了时髦的事。到70年代,美国社会进入动荡岁月,没有谁能像霍尔顿一样耐下心来等待旋转木马送来悟性。这时新一代读者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社会,批判现行制度,如同霍尔顿抨击成年人的妥协与虚伪。
　　《麦田里的守望者》引进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63年只供“内部发行”的施咸荣译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公开出版。在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时期,其中文版本不下十余种,在大学生中间走红,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
　　叶兆言是比较早接触《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中国作家,“这本书是60年代‘黄皮书’中间非常经典的一本,当时是供批判用的,在年轻人中间偷偷流行。对我的世界观有一种影响,可以在小说中说粗话,还可以那么吊儿郎当的”。叶兆言表示自己从小并没有想当作家的念头,包括上大学开始写小说之后,“我想我后来能够成为作家,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像塞林格先生那样在作品里说话”。
　　评论家汪政在上世纪80年代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令他震惊的是,“居然塞林格可以在一本长篇小说里只讲三天的故事,这在当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他曾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也向学生们推荐了这本书。有的学生表示读不懂,汪政的解释是:“这本书已经是经典,作为经典你要用一辈子去读,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也许在你以后的岁月里会自然而然解决,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你不要问,因为我的答案也不可能满足你。”
　　在美国,《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中学生的经典阅读书目之一。马特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才12岁,“当时我在车上看完了这本书,马上就大笑起来,因为对于我一个12岁的人来说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羞涩的情节,老师怎么在课堂上教这本书呢?”
　　相比于中学生、大学生从《麦田的守望者》中读到了叛逆和理想主义,马特更建议中年以后再读读这本书,看到“全球都具有的普遍的东西”。塞林格写《麦田里的守望者》时,美国的商业和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节奏特别快。“父亲非常讨厌这种快节奏,他希望人们可以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内心,问自己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信仰,人们应该慢下来享受自己的生活。我父亲真正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霍尔顿在小说中不断追问“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去哪儿了”,这也是许多读者关注的谜题,我们或许可以在马特的解读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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