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此次山东未有考古项目入围。纵观获奖名单,考古专家认为,获奖项目的学术性呈增强态势:因盗掘等被动开启的“抢救性发掘”项目越来越少,基于理论方法和文物保护等考量,主动开展的考古项目越来越多。
　　此次评选,经远舰项目成功入围,这令人不禁想到入围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致远舰。经远舰调查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北洋海军舰铭牌,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首次得以明确。对于入围项目的年代分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同修分析,过去评“十大”,还会有照顾各个时段的倾向,怕某一时段“挤成一个疙瘩”。从这两年情况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而且近年来,晚期也就是隋唐以后这一时间段的考古项目开始凸显,例如前几年入围的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早些时候对于晚期遗址重视程度不够,现在这部分考古项目已经占了一定的入围比例。
　　除了以上特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任相宏认为,2018年度入围的项目学术性都非常强,可见学术因素在考古发掘中分量越来越重。
　　的确,今年入围项目颇有学术价值。例如,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是屈家岭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弥补了江汉之间这一重要地区文明演进历程探索的薄弱环节,并将有力推动人们对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入认识。
　　而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发现表明,河套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进入了早期国家起源阶段,从而引起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陕北也成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要地区。在此背景下,横亘在河套与关中的延安地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区域。
　　任相宏分析,从入围项目来看,近些年来,因盗墓而被动开启的“抢救性发掘”项目越来越少,基于理论方法和文物保护等考量,主动开展的考古项目越来越多。
　　任相宏回忆,在1990年前后,盗墓情况比较严重。那时候考古工作人员就像是“消防队员”,到处“救火”。“以至于以前社会上会有一种不理解的声音,认为考古工作人员水平太低,老围着盗墓的人转,盗墓的发现了我们再去发掘。”
　　“这几年这种被动发掘的现象明显少了,我认为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盗墓的少了。”任相宏分析,这也与当前社会风气越来越好有关,文物市场有价无市,盗墓的也就少了。
　　任相宏坦言,目前的考古发掘主要还是配合工程。但同时,国家文物局在调整思路,越来越支持主动发掘,考古发掘也在考虑更多学术问题。
　　“现在高校基本是从学术出发,比如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到一定程度了,下一步再怎么走,我们根据新发现的一些现象再主动做一点,推动学术往前走一点。现在国家很重视,投入也很大。”任相宏说。
　　郑同修也谈到,对全国的考古机构来讲,配合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项目仍然占主要的比重。但是国家文物局对从科研入手的主动性发掘项目越来越重视,比如近年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大遗址项目等,这些主动性发掘的项目,必然是围绕着解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科研课题开展,遗址本身必定非常重要。“过去各省都有繁重的配合工程的任务,主动项目各省做得相对少一些,现在做的主动项目确实比以前多了。但抢救性项目也有很多重要发现,例如目前正在开展工作的滕州大韩墓地就非常重要,由于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今年没有申报‘十大’。”
　　郑同修说,总体来讲,不管是配合工程还是配合国家课题,都一定是带着课题意识去做的,包括多学科综合研究、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等等。
　　近年来,我省的主动性考古项目也是多处开花。郑同修介绍,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承担着不少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如鲁故城、城子崖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等,这些都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山东一直在连续做着工作。“山东一直在对全国非常重要的遗址做着工作。但像城子崖遗址,很早就评过‘十大’了,就没有必要再报了。而像鲁故城,这么大的一个城,我们现在还在做基础性的工作。”郑同修说。
　　任相宏提到,山东大学在济宁邹城发掘的邾国故城遗址就是一个重要的主动性发掘项目。山东有很多文化因素,除了齐国、鲁国,在胶东还有莱夷。像邹城属于邾国,盛行邾文化。儒家有孔子,还有孟子,孟家文化因素很多受邾文化因素的影响。往大一点说,对邾国故城的考古发现,仍属于研究齐鲁文化的大范畴。先摸清它的平面布局、年代等,然后才能对它更好地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