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罗勋章的考古生涯中,一套战国铜餐具曾给他带来别样的惊喜。一次出土59件先秦时期铜餐具,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为此,这套设计精巧、肚中大有乾坤的战国铜餐具,去年还被山东省博物馆推荐登上了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
□本报记者　范佳
　　不大的铜罍重得像铜疙瘩
　　这套餐具的出土要追溯到1991年。那年冬天,罗勋章和同事魏成敏在淄博市临淄区配合齐鲁石化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张家庄东一座墓葬时,考古工作开始没多久,就发现了几个盗洞。
　　“看到盗洞,大家有些泄气。这种现象在临淄地区很多,我们也习以为常了。”罗勋章介绍,临淄是齐国都城的所在地,统治阶级的厚葬恶习,自然会引起盗墓贼的“光顾”。这些高大的封土堆,就像招揽盗墓贼的幌子,经过历朝历代盗墓贼的盗掘,临淄墓葬可以说是“十墓九空”。他在临淄挖过近三十座大墓,依照经验来看,只要发现盗洞,墓内的随葬物品就凶多吉少,只盼运气好了或许还能“捡个漏儿”。
　　随着发掘的深入,墓壁和墓道露岀了多层台阶,从台阶的级数看,罗勋章推测这是一座战国末期的墓葬,而这一时期墓葬的随葬品往往会陈放在墓底的器物坑内,他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果然他在墓室东南角找到了器物坑,惊险的是,器物坑北侧有一条盗洞和它擦肩而过,两者相距仅30厘米。
　　罗勋章回忆,随葬物品大都放在了器物坑内,从坑底和坑壁的朽木痕分析,器物随葬时是放在木箱中的。箱内除了放置鼎、豆、壶、盘、匜之类常见的青铜礼器外,还有盆、罍、箕、盒一类青铜生活用具,以及刻刀、削、锯等青铜生产工具,甚至还有铜镜、骨梳、骨簪等梳妆类用具,竟达数十件之多,简直就是个“百宝箱”。　
　　就在大伙忙着起取器物时,竟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件铜罍(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大伙本以为拿起来并不费力,谁料工人双手想把它端起来,铜罍竟然纹丝不动。
　　罗勋章回忆,当时那位工人十分纳闷,自己很用力,即使是鼎也搬起来了,何况是一个不大的罍。他不信邪,叉开两脚拿桩站稳,双手端着罍的下腹,屏住呼吸全身用力,才把它端起来。
　　大家听说有蹊跷,都来试试斤两,猜测它至少三四十斤。这个说,简直就是个铜疙瘩；那个说,里面装的会不会是金子或者水银。但都是隔皮猜瓜,要知道庐山真面目,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盖打开。
罍肚子里竟装了59件铜餐具
　　这个奇怪的罍肚子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等到工作结束后,罗勋章和同事魏成敏、王会田等人,拿着木槌、毛巾等工具物品进了库房,准备动手解开这个疑团。
　　罗勋章介绍,这罍和平常所见的罍有些不同,在肩下另有开口,将器身分为上下两截。他们将毛巾垫在接合部,用木槌小心翼翼地沿着接合部轻轻敲打,并不断地变换位置,采用震动的方法加大器、盖之间的空隙,将锈结震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敲打,罍盖终于被打开了。
　　首先映入罗勋章眼帘的是倒扣的碗底上放着的一叠铜碟,接着掏岀碗、折沿盘、双耳盘以及一个沉甸甸的铜盒。大伙将铜盒盖打开,结果发现本来应该是铜盒的器身又成了另外一个铜盒的器盖,就像连环套一样,A套B,B套C,C套D……一个套一个,器、盖不断地变换着身份。“我们就像剥笋衣似的,剥了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10层,接着眼前一亮,里面是一叠10件黄澄澄、金光闪闪的耳杯。看着满地从铜罍中掏岀来的器物,我们心中感到无比震撼。”罗勋章说。
　　罗勋章分析,这些金光闪闪的耳杯并非黄金制作,而是黄铜(铜和锌的合金)制成,因此本色为金黄色。被铜盒层层包裹的耳杯,几乎与外面的空气隔绝,不易氧化,故能保持本色。由此看来,这套餐具随葬时似乎是还没有使用过的新餐具。
　　罗勋章和同事们分类进行了统计,其中有小碟10件、折沿盘9件、双耳盘6件、浅腹大平底碗10件、深腹小平底碗4件(其中两个有喇叭形矮足)、盒10件、耳杯10件,共计6种59件。再加上外面称之为罍的容器,就有60件。同一器物,大小略有差异。从器形、组合分析,这是一套组合餐具。这些餐具中最大的碗直径不到30厘米,最小的碟也就七八厘米,没有纹饰,朴实无华,极具实用价值。59件餐具经过科学的组合,非常紧凑地装在容积并不算大的铜罍中,便于携带或搬动。餐具恰到好处地填满了整个铜罍的腹腔而没有留下什么空隙,回装时,如果不按照原来的装法,就可能合不上盖,这充分反映岀古代工匠们的聪明和智慧。
　　“这些战国铜餐具,如此多样、如此数量、如此包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罗勋章说。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曾经一位文物商店的朋友到临淄工作站参观,看到这些餐具,想以10万元买断餐具的“专利”,将它复制成银餐具,放在高档大酒店的橱窗中展示,拿到餐桌上招待贵宾。尽管罗勋章佩服这位朋友的商业头脑,但他没有答应。
精巧餐具背后是战国分餐文化
　　这套精巧的铜餐具背后是怎样的饮食文化?罗勋章分析,因为餐具中岀现10个耳杯和10个小碟,现在有一个观点认为10人为宴的风俗在齐国已经存在,甚至说10人一桌早已成为中国宴席的固定模式,这就难免有点以今度古,想当然了。殊不知先秦时期的饮食习惯是席地而坐,席地而食,或凭俎、案而食,受此影响,当时盛行的是分餐制而非合餐的会食制。这种分餐制一直延续到汉晋时代,合餐制到了唐代才开始岀现。　
　　罗勋章介绍,所谓分餐制,就是食物人各一份,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干扰。《艺文类聚》曾提到战国末年,燕太子丹宴请荆轲,与他“等案而食”。所谓“等案”就是说两人食案上放着相同的食物,供两人各自据案分食。大家熟知的“举案齐眉”,故事源于《后汉书·梁鸿传》,除了形容夫妻相互敬重外,还可以看到即便是只有夫妻俩,也都是分餐进食的。
　　罗勋章分析,从发掘岀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图像中也不难找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分餐宴饮的场景。例如诸城前凉台汉画像石墓“乐舞百戏髡刑宴饮图”中,宴饮者跽坐执笏,他们的面前也分别放着一个圆形食案,案上摆放着数量相同、装盛食物的5个食具,应该装盛着5种不同的食物,画像中反映的就是人各一份的分餐制。临淄岀土的餐具,器形与大小不同,其功用也应该不一样,这种设计应当是为了分食方便。比如深腹的碗应当是盛米食之器；浅而敞口的盘则用来装菜肴；耳杯是一种饮器,可以用来喝酒,有时也可以用来盛羹(肉汁)；扁而浅的小碟子可能是盛醯(醋)、醢(肉酱)之类蘸料用的。盒也是盛食器,可单个使用,也可两个扣合使,后者能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前凉台画像中,还可以看到在两排宴饮者前面各有两个三足案(承旋),上面放着大型饮食具——筩形樽或壶,内放勺,里面装盛的食物就是供宴饮者自由取用或由侍者代取。
　　“战国时期没有桌椅板凳,进食都是席地而坐。分餐制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和席地而坐有关。同样的道理,到隋唐时期由于高桌大椅的岀现,影响了人们的进食方式,围桌就餐才开始岀现并逐渐普及,分餐制于是慢慢演变为合餐制。”罗勋章说,准确地说,这些铜餐具可同时供十个人使用,而非供十人一桌使用。只有统治阶级,他们才能享用这些铜餐具,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临淄张家庄大墓随葬三个铜鼎,反映墓主人是士一级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