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留学日本时的李大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信奉进化论；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他和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启蒙为己任,重视国家和宪法,主张“调和”。
　　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赞助人汤化龙邀请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并担任编辑,不久他就辞职,担任《甲寅日刊》编辑。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众多重要的政论文章,以进化论激起民众的爱国心。在《厌世心与自觉心》里,李大钊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反驳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激励民众,号召民众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积极宣传进化论的发展观,坚信新的一定战胜旧的。
　　他在反对日本强占山东和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写成了《国耻纪念录》《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号召人们奋起自救。他还以进化论为依据,在《民彝与政治》文章中,痛斥君主专制政治的反动性,阐明代议政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需求。
　　也是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前者主要阐释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观念,更具理性思辨的力量,而后者则主要体现了一种现实社会理想。在上述文章中,“青春”不是一般的名词或形容词,而主要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思想内容,展现了李大钊对于内忧外患、国家危亡现实的独特思考。
　　“青春中华”的社会理想,在李大钊的思想中随后有了进一步的演化,体现在1916年发表于《晨钟报》上的一篇文章《“第三”》。他提出,“第三文明”即是“青春中华”的现实载体,预示着一种在中国从未出现的崭新文明。然而这一理想文明当时还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抽象概念。
　　直到1917年中期,李大钊还发表了《青年与老人》等多篇文章,主张“调和之美”,认为贵族与平民、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佃户之间应当“协力调和”,这样,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幸福,才有实现的可能。但到1919年11月,他的思想出现重大转向,发表文章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了。
　　这个转变过程,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的。相比同时代的诸多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李大钊能够更为关注人民大众的心理、意愿和要求,更为看重人民大众的要求与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这些使他最先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发生了共鸣,从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以1919年10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写作为起点,截止到1920年1月写作《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共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阶段,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社会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创造性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思想中原有的中国文化因素、来自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料、中国此前来自于欧美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成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俄国二月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现实成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李大钊逐步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17年7月到1921年前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短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文章篇幅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深是同时期的人无法比拟的。
　　这一时期,李大钊的写作风格和早期大为不同。在留日时期和刚回国后的《甲寅》时期,他以写作冷静的论政文字为主,反对空谈“民意”的宣传。但后来,李大钊相信要“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他呼吁,“我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止”。可以说,李大钊已经从政治问题的研究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传播者。　　　李大钊在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通过和胡适的辩论阐述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
　　李大钊认为,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主义”的。“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否则,这些社会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而这些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不能影响实际。由此看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而不应当把“问题”与“主义”非此即彼地对峙起来。对于“问题”有时固然可以从枝叶上着手解决,但有时却不能从枝叶上着手解决,而需要作“根本解决”。
　　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对接受的原则做出了自己的阐述。第一,要注意思想与现实的结合:“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第二,对已经确认了的理论有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并努力找到其中的精髓,要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给予完整的理解和应用,以求得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在这场辩论中,李大钊得到一个重要启发:那就是不能空谈主义,而应当赶快以“主义”为指导去从事实际的运动,他表示“以后誓回实际的方面去做”。
　　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来说,“问题”与“主义”之间的选择,意味着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选择。而在以后的30年间,这一选择总是在反反复复的进行之中,直到1949年历史作出了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