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九龙
　　昨天是第43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这也是赵声良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的第一个博物馆日。5月5日,知名学者赵声良履新,成为该院75年来的第五任院长。此时,由他策划主持的“敦煌　穿越千年的永恒——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正在其家乡的云南大学举行。
>>　专门给段文杰写信　主动请缨扎根大漠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已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举办。云南大学专场是敦煌艺术展首次走进云南,近50件精美的敦煌石窟壁画、雕塑、藏经洞文献和绢纸画复制品一一展出,让远在西南的民众在家门口就能观赏敦煌艺术精品。
　　云南,赵声良非常熟悉,这里是他的家乡。带着敦煌艺术展走遍大半个中国的他,终于踏上了这片让他魂牵梦绕的土地。
　　赵声良是云南昭通人,昭通地处云、贵、川结合部的乌蒙山区腹地,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赵声良的父亲是当地的书法高手,受此影响,赵声良从小喜欢画画、写毛笔字。1980年,他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和希望。
　　父亲自然盼着这个争气的儿子毕业后能回家乡发展,却怎么也没想到,赵声良竟然一头扎进了大西北的敦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1983年,赵声良正在中文系读大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研究院现在人才“青黄不接”,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
　　这下子,可触动了赵声良的神经。毕业时,赵声良决定去敦煌研究院工作,专门给段文杰写了一封信表明心迹。段文杰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便扎根大漠,守护敦煌,听闻有年轻人愿意来,自然倍感欣慰,向赵声良抛出了橄榄枝。
　　父亲一百个不愿意,一封封写信相劝。赵声良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直接从北京坐火车去了甘肃。从兰州经瓜州再到敦煌,乘火车、坐长途汽车,一路上风尘仆仆。看着身边的景象由繁华变荒凉时,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情是复杂的。
　　又一个夜幕降临,敦煌终于到了。那时的敦煌市很小,小到几乎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赵声良这么一张陌生面孔出现,大家便知道是来了外地人。受院里的委派,樊锦诗坐着敦煌研究院最好的一辆汽车来迎接他。
　　到研究院时,已过了饭点,食堂特意为赵声良留了一碗面。吃过后,他终于见到了院长段文杰,交谈之后,晚上便入住一间小平房。土房子、土炕、土桌子,天花板是用纸糊的,条件的艰苦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
　　平房就在敦煌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前。这里的夜安静得出奇,一路颠簸似乎早已是前尘往事。月光下的九层楼倒是更像一座高塔,慈祥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第二天一早,赵声良迫不及待钻进了洞窟。黑暗的洞窟里,一丝光亮投到了壁画上,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仿佛穿越了时空,进入了一个古老又新奇的世界。“比我在书上看到的图片、比想象中还美千倍万倍”,几十年后,回想起对洞窟壁画的最初印象,赵声良仍难掩兴奋。
　　那一刻,坚定了赵声良扎根敦煌的决心。色彩、人物形象、线条……从小喜欢绘画的他看得津津有味,洞窟里,赵声良终于找到了自己毕生的学术信仰。此后,他和同样爱好绘画的伙伴们经常去洞窟探访,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先生们请教。瞧着年轻一代人眼中对洞窟的满满好奇,老先生们知无不言。
　　只是,生活上的磨砺还在继续。食堂的菜很辣,赵声良吃不惯,干脆买个馒头,就着西瓜,经常这样就对付一天。最难受的还是喝水问题,那时敦煌人都是喝大泉河碱含量超标的水,赵声良水土不服,一喝就拉肚子。熬了大概两年,才渐渐适应敦煌的生活。
>>　冒着被开除的风险　自费留学拿到博士学位
　　自从伯希和在六国饭店为北京学人展示所得的敦煌精品后,敦煌遗书就成为国内学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心结。为了寻找散落海外的文物,为了研究流离失所的珍宝,为了保护屡遭毁坏的莫高窟,许多学者怀着辛酸与遗憾,以各种方式持之以恒地努力研究着。
　　到了赵声良去敦煌的那个年代,敦煌的地位有点尴尬:当时的中国敦煌学几乎成了“绝学”。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应邀赴南开大学敦煌讲习班讲学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尽管,他后来解释这只是转述和误读,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言论总是让中国学人难以释怀。
　　可问题是,学者们竟然没有反驳的资本。此前,由于与国际敦煌学界的交往几乎断绝、国外学者的论著在国内难以见到等原因,中国学者基本不了解国外敦煌学界的前沿动态,也就难有话语权。
　　从那时起,赵声良等人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奋起直追,掀起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高潮。“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是一代中国学人坚守的信念。
　　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当时,敦煌研究院一共也就70多个人,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并不多。段文杰把这些高材生当成宝贝,每到年底,会请他们到家里去,亲自下厨做菜,让大家美餐一顿。
　　在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主要从事编辑工作,接触全球敦煌学前沿动态的机会多些。敦煌研究院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经常举办学术活动,但赵声良发现,当时国内学者视野普遍封闭狭窄,不但敦煌研究落后于别人,而且对于敦煌学在国际上的发展以及世界其他石窟艺术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这样下去,又如何振兴敦煌学呢?
　　1996年,32岁的赵声良获得公派机会,赴日本进修。那是赵声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与当时敦煌研究处于世界最前列的日本学者和同行们接触。日本之行,让他大开眼界。两年期满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费攻读美术史硕士、博士。但是,当时研究院领导担心赵声良从此一去不回,并不同意。
　　为了理想,赵声良冒着被研究院开除的风险,再一次咬牙坚持自己的决定。当时,自费读研读博的生活压力很大,赵声良不得不一边上学读书,一边到餐厅端盘子、洗碗、扫地,到印刷作坊当印刷工。独在异乡,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赵声良的身体和心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日本7年,赵声良终于拿到了美术史博士学位。
　　在日本留学期间,老同事樊锦诗已经走马上任,成为敦煌研究院新院长。她非常了解赵声良的学术能力和对敦煌的深情厚谊,为了“拴住”这位学术新秀,樊锦诗将其增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力邀赵声良“回家”。
　　此时,国内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纷纷抛出“橄榄枝”,邀请赵声良加盟,各方面条件、待遇显然比敦煌研究院好得多。但是,赵声良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敦煌。
　　2003年,赵声良留学归来,出任《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实际负责这本权威的敦煌学刊物。凭借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选择更舒适的生活,但他秉承了老一辈敦煌人的奉献品质,一直坚守在那片神奇的戈壁大漠上。正如他所说:“领导过我的好几任院长,每一位都是我的贵人,他们做人做学问的风范,都深深感染着我。”

>>　美育就要享受古代艺术　希望更多人看到敦煌
　　有人说:“敦煌壁画,始于宗教而终于艺术。”敦煌石窟群的建造过程,从四世纪至十四世纪,绵延约千年,石窟中海量般遗存下来的各种壁画,镌刻着我国古代千年来的美术发展史。
　　正因为如此,在敦煌学研究的先行者中,常书鸿、李承仙、段文杰、史苇湘、关友惠、李琪琼等学者都是美术专业出身。他们来到敦煌的原动力,便是研究中国古人的绘画技艺。
　　赵声良和这些前辈一脉相承。当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翻到一本敦煌壁画画册,“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学山水画,跟着老师学画的时候不知道有敦煌壁画,这个壁画画得跟我过去学的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不沾边。”正是看到了敦煌壁画的美术价值以及自幼对绘画的喜爱,才有了后来那封给段文杰的自荐信。
　　三十多年来,赵声良致力于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特别是对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故事画、飞天艺术以及敦煌写本书法研究颇有见地,是当代敦煌美术研究的顶尖学者。
　　多年留学的经验,让赵声良养成了开放的思维风格。他视野着眼于敦煌,又不局限于敦煌,经常到各地考察石窟艺术。2004年,在考察云冈石窟时,赵声良遭遇了重大车祸,幸而生命无忧,此后他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坚持学术研究。
　　2018年5月,赵声良走进日本筑波大学,带去《世界的敦煌——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利用》的讲座,日本政法大学、横滨美术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成城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的众多师生也慕名前往听讲。他全程用日语演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如今,开放的敦煌研究院早已成为世界敦煌学的中心,赵声良从求学到讲学的角色变换,正是中国敦煌学国际地位的最好诠释。
　　不过,少数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敦煌只有走进人心才能延续文化的生命。赵声良希望更多人了解敦煌、喜爱敦煌。既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到敦煌,干脆就让敦煌“走出去”,于是便有了“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
　　其实,敦煌“走出去”是一种传统,敦煌研究院建院之初便开始做巡展了。石窟自然搬不动,为了让参观者看到原汁原味的敦煌壁画,当时这些展出的壁画只能靠画家一幅幅进行临摹。赵声良回忆:“老先生们告诉我,当时有一位画家,他天天抬头往上看临摹窟顶的壁画,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出了洞窟,走路的时候即使埋着头,眼睛也是朝上看的。”
　　2000年,敦煌研究院在国内率先开始做数字化研究,为壁画拍照。当时的数码照片只有几十个像素,不能清晰反映壁画信息。后来工作人员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拍,然后在电脑里拼合。有了数字化技术,敦煌外出巡展更加容易了。
　　跟随着这个巡展,赵声良走遍了大江南北,但凡时间允许,他会尽量出席开幕式,为当地的青年学子们开讲座,分享自己的敦煌研究心得。
　　赵声良经常说,唐朝画家最好的作品在寺庙里面,是画壁画的,如果唐朝画家用纸画的,对他来说是小品,不是大作,他的大作在墙上。由于时代的发展,经过千百年之后,那些寺庙纷纷毁掉了,所以壁画几乎就没有保存下来,现代人看不到唐朝那些大画家的作品。“我们如何来了解唐朝和唐朝以前,现在只有经过敦煌壁画,于是敦煌壁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在云南大学巡展现场,赵声良亲自为观众讲解敦煌艺术。有句话让人印象格外深刻:“美育就是要享受古代的艺术,普及传统文化就是要看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