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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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陈鸿儒　组版:曾彦红　校对:褚思雨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通讯员　苏凤兰　杨家兴

　　5月11日,汶上县南站镇南村的村委办公室里,91岁高龄的老太太张延英步履蹒跚地走进来,身后跟着的一位年轻小伙子怀抱着挺大一只纸箱子。原来,曾经在南站镇(原南村公社)当过妇联主任的张延英,想给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一根拐杖。临了她还给村会计李军说了一句,“我立的遗嘱里特意说明了,等我走后会拿出积蓄里的几万元交给党,算作我走后的特殊党费。”

　　离休多年,张延英(左)没事就喜欢回村里转转。
　　给全村老人买拐杖
立遗嘱交特殊党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进张延英位于汶上县城的家时,老太太正慢慢下楼准备出去散步。看到有客人来,张延英乐呵呵地又重新上楼,似乎是知道了客人的来意,她一边上楼一边说:“不就是买了几根拐杖嘛,这点事儿也值当你们来一趟。”
　　虽然家住在汶上县城,但在几十里外的南站镇南村,已经退休30年的张延英,几乎家家户户都晓得她,“退休前是镇里的妇联主任,退休以后虽然因为儿女孝顺她搬到了县城去住,30年来她一直心系南村,一有空就来村里看看,有时候甚至还帮着村里调解下村民的家庭纠纷。”李军说。
　　在村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不认为张延英已经91岁了,“这不,前两天还来村里,给一个在她之后退休的村干部送了部老年手机。”村头的一位老大爷回忆说,前些日子一位曾在村委会任职的退休老太太,因为家庭纠纷闹得不可开交,张延英听说了之后立马买了部老年手机给送到了家里,“我告诉她,一心烦就可以给我打电话,找个人倾诉倾诉,家里那点烦心事也就不烦心了。”
　　1990年从镇妇联主任的位置退下来之后,张延英仍然像过去在职的时候一样,逢年过节就想着回村里看看,顺便接济一些村里的贫困户,“我是离休的,工资高,平时除了雇个保姆之外几乎花不着钱,拿出来一些帮帮村里,我心里也高兴。”正因如此,在村干部乃至镇干部看来,这个九旬的老太太会自己跑来给村里送20根拐杖,一点都不稀奇。
　　“半个月前吧,我跑到小区门外东边的一家药店,让人家给我进了20根拐杖。”张延英告诉记者,“当时药店老板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后,还特意给了我一个进货价,人家说这也算是帮着我做点好事了。”只不过这一次,张延英除了给村里送来了拐杖之外,还特意告诉李军,自己立的遗嘱中注明了会留出几万元积蓄交给党组织,算作自己走后的特殊党费。
解放后有机会上了学
毕业到小学当了教师
　　或许在旁人看来,张延英的这一决定着实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南村的村委会干部而言,她有这样的决定一点都不意外,“老太太这一辈子总说,自己是跟着共产党才过上好日子的,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所以哪怕将来走了,也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
　　时光倒回到90年前,1928年生人的张延英,5岁时便没了父亲,因为身后还有个妹妹,所以娘仨被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赶出了家门。“我母亲就领着俺姐俩,靠给人家做做饭、缝补衣服过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延英娘仨的日子有多苦,搁到现在肯定是多数人难以想象的,“人家的厨房、窝棚俺们娘仨都住过,只要下雨淋不着就行。”打5岁起,张延英就在济宁的一家火柴厂糊火柴盒。
　　就这样,母亲就靠着四处打零工干散活,把这姐俩拉扯大。这期间,张延英还曾给一些富户家的子女当伴读,负责上下学的时候陪着他们,“那会儿我伴读的一个小姑娘,她在教室里上课,我就在外面趴着窗台听,听完了就在院子里找根树枝在地上比着写。”断断续续这么“学”了三年,张延英倒是识了不少字。
　　1948年,终于迎来解放的济宁让家家户户对未来的生活有了盼头,张延英也不例外。“那会儿我还是满大街到处逛,哪里有能管饭的,我就给人家干活。”无意中,她得知济宁中学有个师范部正在招生,只要考上了不仅能上学,还管饭。“一开始俺母亲不同意,觉得去上学还怎么帮衬这个家,后来听说有饭吃,才算勉强同意了。”
　　在济宁中学学了三年,张延英顺利毕业了。她还记得,因为受旧思想的束缚,1951年毕业的时候,当初招的3个班最终只剩下了1个班,而她是毕业生中唯一的女生。“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当时的济北县(现任城区)李营小学当班主任,教一、二、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课。”
学校里改善伙食
第一次见着白馒头
　　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张延英领到了学校发的80斤小米。虽然已过了70年,她仍清晰记得把小米提回家时母亲的反应,“俺母亲捧着小米一屁股就坐地上哭开了,一边哭一边说,‘当初幸亏让你上学去了,咱家可算过上好日子了’。”
　　当上教师之后,张延英感觉到了日子越来越好,那会儿顿顿饭都能吃上窝窝头、小米饭。“说是天壤之别我觉得都不够形容。”而且学校还一个月改善一次伙食,第一次改善伙食,张延英领到三个白面馒头,长这么大第一次见着白面馒头的她,趁着旁人不注意悄悄塞进了书包里,想着带回家给母亲和妹妹尝尝。
　　“到现在我都记得,俺母亲看见馒头以后眼泪哗哗流,她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白面的馒头,好日子真是盼来了。”看到母亲的反应,张延英深知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带给她的,“所以我就想着得报答党,咱得对得起党。”于是,张延英成了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白天上课教书、晚上干农活,工作的第一个年头她就被评上了“全县模范教师”,1954年当上了三十里铺村小的校长,“前前后后在好几个学校当校长,后来我任职的康驿镇划归到汶上之后,还成了全县唯一的一个女校长。”
　　1959年7月,张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如今,这些对于她而言无比重要的时间点,张延英都一字一句的写在了一个小本本上,“我年纪大了,怕自己把过去这些经历忘了,所以前几年陆陆续续把我的入团时间、入党时间,当时的介绍人啥的,都记了下来。”而这个小本,张延英经常贴身放着,足以看出这些经历对她是多么珍贵。
这辈子最感谢的
除了母亲就是共产党
　　1962年,张延英调到了村妇联任主任,后来因为工作突出,还被任命为汶上县城印染社支部书记,“干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打理印染社,生怕给集体造成损失,所以又主动要求回农村去。”,1972年,张延英去了南站镇(原南村公社)任镇妇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年少时的苦日子还历历在目,张延英把党赋予的使命放在了第一位。工作有多拼命,看在眼里的儿女们自然最有发言权。现在把家落在淄博的二女儿杨建伟,趁着母亲节的时候回来陪陪她,“当时我和大哥在县城的幼儿园上学,其他小朋友的爸妈都是一周接一次,俺兄妹俩是一年接一次。”听见母亲回忆当年的经历,她半是玩笑半生气地说,后来上了小学,即便是跟着父母住,杨建伟兄妹几人仍是难得见到一次父母。
　　“家里连个表都没有,我和大哥放了学就去公社食堂吃饭,然后回家自己写作业,困了就上床睡觉,一觉醒来也不知道是几点,就背着书包跑出去一边玩一边等天亮。”杨建伟说,父亲、母亲这一辈子对党的忠心,他们兄妹是再清楚不过了。
　　上世纪90年代,退了休的张延英终于闲了下来。有一年趁着放假,杨建伟陪着她去了趟北京,看了看天安门,又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伟人,“走进去以后俺妈就哭了,我一个劲劝她在这儿不能出声,要忍住。”听到女儿说起这段往事,张延英忍不住插话,自己这一辈子最感谢的,除了给了母亲,就是给了她好日子的共产党,“所以当时在毛主席纪念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说着,泪水沿着张延英布满皱纹的脸颊流淌了下来。
　　张延英随身的小本上,记着她入团、入党等最珍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