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这是鲁迅先生在《坟·说胡须》中写下的话,提到了元朝两次伐日之战。
　　两次伐日之战知名度极高,相关史料却很少。有趣的是,第一次伐日失败,元军主将之一刘复亨反而受到忽必烈的赏赐。他去世后,墓志铭中竟称:“(刘复亨)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与倭兵十万遇,战败之。”
　　对于第一次伐日之战,《元史·日本传》中说:“惟虏掠四境而归。”《元史·世祖本纪》也说:“赏东征元帅府日本战功,锦绢、弓矢、鞍勒。”可见,元朝不仅不了解最终结果,且一笔带过,显然不太关注(当然,《元史》成书太匆忙,用时不足一年,错讹甚多,也有可能是漏记了)。
　　事实是,元朝在伐日战争中,始终表现得漫不经心:首先,未派名将。任南宋降将和高丽将军为帅,他们互有矛盾,几无配合；其次,非精锐部队,以南宋降卒为主力。宋代抑兵,军人皆黥面,良善子弟不愿当兵,致营中多流氓、兵油子,元朝不敢将他们复员,担心为害乡里。把他们消耗在战场上,是个不错的选择；其三,军队数量不够。当时日本处在镰仓幕府最盛期,镰仓幕府是军政府,重视军事训练。两次伐日战争中,日军未派主力,依然胜多负少。可见,即使没有台风,元军也未必能征服日本；其四,对敌人缺乏了解。元军最擅长情报搜集,往往侦骑遍地,故能以少胜多。可在伐日之战中,元军甚至不知道对手的主将是谁、兵力多少、地理情况如何,连元军军舰停靠地,都是临时决定的。
　　在灭宋之战中,元军派出最精锐部队,制定了大迂回战略,装备了“回回炮”等先进兵器,甚至如何笼络人心、如何管理新征服地区等,亦有预案。可在伐日之战中,元军几乎毫无准备。
　　问题关键在于:灭宋涉及统治的正当性,是元朝的核心目标,伐日只是边缘工作,赢了锦上添花,输了也没什么损失。不仅伐日之战很草率,在伐安南之战中,元军同样准备严重不足,遭遇惨败。
　　在当时元朝的视野中,日本的战略地位不高,伐日解决的只是大汗的面子问题(派出的使者被日方斩首,元军不败神话被打破),可有可无。忽必烈去世前,曾想发动第三次伐日战争,可他去世后,再无继任者重提此事。
　　然而,正是这场不必要的战争,将太多普通人的命运涂改成悲喜剧:日方下级武士竹崎季长梦想取得战功,以彻底改变命运,却稀里糊涂地成了率先冲阵者,为此身负重伤,可战争结束后,他却未得到封赏,一夜之间,竹崎从“英雄”变成了上访者；第一次伐日失败后,元朝派出6名使节赴日,遭集体斩首,临刃前,使节何文著留下《绝命诗》,称:“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两国生灵苦,今日斩秋风。”然而,它却是抄袭之作,原文为“四大元无主,五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传说出自南北朝僧肇之手,可当时没有诵偈的习惯,且此诗甚劣,应属伪作。结果,用诗摆pose的何文著只好用露大怯的方式,来告别人间……
　　不论是何文著,还是竹崎季长,可能他们都想不到:历史会用更荒唐的方式,重写这段历史。
　　明治维新后,急于建构国民性的日本重新发明了元朝伐日之战。在他们看来,日本当时从天皇到民众,“并肩作战”。于是,这场战争成了国家神话,连毁灭元军的台风也成了“神风”,成了“日本是神国”的证明。
　　1936年,日本文部省在《小学国史教师用书》中,特别画出重点,要求讲授元朝伐日之战时,重点赞美“镰仓武士的忠勇”“举国一致的热烈爱国精神”“国民的义愤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日军组织自杀式攻击队,便冠名为“神风特攻队”。
　　于是,一场不受元朝重视、史料甚少的战争,终于成了“大战”,意外地有了“重大意义”。这也误导了中国读者,很多中国读者也以为元军稳操胜券,可惜未得天公助力。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必要了解这场战争,但更有必要了解背后的建构史,从而深入认识历史,避免被幻象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