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一次来到济南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郜元宝,在山大、山师文学院作了题为《鲁迅“遇见”王独清——放大一个文学史细节》的演讲。郜元宝此次济南行还收获颇丰,在济南收藏家徐国卫的“仓库”里,见到了他苦寻的王独清的抒情长诗《11DEC.》。
　　郜元宝的文学批评是敏锐的,在学界引起巨大影响的《鲁迅六讲》中,郜元宝发现了鲁迅特殊的“心学”,并系统讲解了鲁迅著作中所见“心”字的含义,解开了鲁迅研究一个长久的难题,成为鲁迅专家。
　　郜元宝的学问和研究起于美学,后又经鲁迅研究走到更广阔的批评领域,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从周氏兄弟、张爱玲、汪曾祺到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等都有深入研究,而诸多文学领域的新现象也是郜元宝的关注对象。
>>　鲁迅是中国文学稳定的参考坐标
　　齐鲁晚报:前段时间,网友竞相使用鲁迅博物馆资料查询系统查询鲁迅语录的真假,数次累瘫这个系统。你如何看待“鲁迅语录”在网络上的流行和在年轻人当中的传播?
　　郜元宝:都说中学生害怕周树人、讨厌他,课本要减少其作品,大学生也对他不太感兴趣。但通过“鲁迅语录热”,可以发现大家对鲁迅非常感兴趣。
　　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中,在批评社会弊病、反思文化弊端上,鲁迅并不是最激烈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比鲁迅更激烈的作家,但为何鲁迅的批评给后世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其作品有别人没有的文学性、艺术性,鲁迅看问题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更耳目一新,让读者容易记得住。
　　比起批评的强度、烈度,最厉害的不是鲁迅,但他却击中了很多要害。鲁迅说过,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永远被记住,谈及自己的作品他用到了“速朽”一词。因为他认为作品永远被记住,就是一个悲剧,说明他攻击的弊端仍然存在。我并不认为鲁迅所批评的东西还原封不动地存在于当下生活中,但其作品始终能引发人们的兴趣,可以反过来证明鲁迅当时看到的东西确实不是浮面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这证明了他文学性表达的生命力。
　　齐鲁晚报:您如何看待鲁迅的语言?
　　郜元宝:鲁迅的语言很到位。1938年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由蔡元培作序,他认为鲁迅是文学的天才,在于他的“字句之正确”。
　　鲁迅熟悉中国的语言,他能从中国语言的库存中找到最合适的。当然,鲁迅的语言也不是他生造的。鲁迅的文学生命力,也在于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深入了解。
　　我们生为中国人,未必像鲁迅那样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但鲁迅却有这样的能力,用时髦的话说,鲁迅的语言天赋有一种碾轧的效果。鲁迅的很多话,别人也说过,意思差不多,但就是那一分一毫的差别,却是致命的。我们只能惊叹鲁迅语言的到位、精准。
　　齐鲁晚报:孙郁教授有一篇文章谈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与鲁迅相逢,后来的批评不会有如此的锋芒。”那么,对鲁迅深入的接触和思考,对你的文学批评有什么影响?
　　郜元宝:在鲁迅研究以前,我追赶的是批评界时髦的东西。但通过鲁迅这么一个特殊的作家所打开的窗口,我更切实地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文学。有了鲁迅,对中国文学来说,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坐标。在看待当代文学现象时,就不至于因失去稳定的参照,而变得充满随意性。
　　我们对鲁迅的研究,在注意到鲁迅文章的绚烂、多彩时,往往容易忽略另一方面,就是他作品的本色、朴实、简单。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少中国作家很容易标榜自己,认为把自己的文章写得越漂亮、越丰富多彩越好,导致很多假大空的东西堆积起来,文字多于作者的想法,而且混乱。鲁迅的文章很绚烂,但几乎看不到他自我标榜。查遍《鲁迅全集》,除了被迫地自我辩护外,他很少从正面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怎么样”。这是鲁迅最为精髓的一面。
　　歌德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健康的时代,文学艺术家、整个社会的思想是朝外的,朝向这个世界的;当一个时代不健康、衰弱了,就整天在纠结内心,挖掘内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谈了太多鲁迅的内心纠结。但他除了在《野草》中有一半篇幅写自己的内心纠结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正眼看世界的。他既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身边的琐事中,也没有封闭在一己的感情中。鲁迅更多的时间是朝着外面的,鲁迅的著作谈论的都是具体的事情,在处理大家都面对的世界的公共问题。
　　这是鲁迅给作家、批评家们的启示,不只是给我一个人的启发。
>>　说当代文学超越现代,需要理论而不是态度
　　齐鲁晚报:你的文学批评也涉及贾平凹、余华等当代作家,在研究上,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范畴对批评家有多难?需要具备怎样的研究路径?
　　郜元宝: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大学中文系就存在一个问题,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几乎没有交流,研究现代的专家不研究当代,研究当代的也不研究现代。但陈思和教授有一种说法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是不能中断的,不能人为隔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中国100年文学依托的社会背景变化太大,虽然同在20世纪,但真把现当代作家打通,如把鲁迅的随想录《热风》与巴金的《随想录》结合研究,太难了。尽管如此,在对当代文学进行总体评价时,若没有100年新文学的视野、眼光,就往往把握得非常不准确。
　　具体研究中,比如鲁迅与王蒙、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对照研究,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评判时,难题就出现了,不是靠一两个批评家的具体研究能完成的。有人说王安忆超过了张爱玲,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作家群体是很复杂的,有些人活得很长,但文学生命很短,而当代作家不仅长寿,创作生命力也很强。虽然纯文学内部研究还有很多分歧,但也逼着有些人站出来研究,去打通现当代文学研究,而不是只发表下态度,说谁超越了谁,需要从理论上来论证。
　　齐鲁晚报:批评家们大多对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作品不太关注,而您认真地写了一篇《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对郭敬明小说也有关注和剖析批评。
　　郜元宝:我谈安妮宝贝时的着眼点是,很多自封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作家,他们的东西不好,不是说他们没有赢得市场,而是本身就不好。不能因为没有市场,就拿这个当幌子,认为比有市场的人高,那可不一定。有市场的作家,有的是迎合、庸俗的,但也不能因为有市场就一竿子打翻所有的人。要从市场化作家中,看到其某些积极的因素。而我批评郭敬明,是因为他乱用文字,他用花里胡哨的东西,来迷惑那些本身文字修养很差或是文字基础薄弱的中学生,我很看不惯这一点。
　　“你是研究鲁迅的,怎么突然研究郭敬明、安妮宝贝这些好像不是高大上的,不是纯文学的作家?”会有人发出这种疑问。但文学批评家不应该人为给自己设立禁区,不应有分别心。
　　鲁迅说要读杂书,他对历史和现实的很多评价,其论据不一定来自经典,反而很多材料来源于上海的小报。鲁迅是“人间鲁迅”,跟他没有禁区有关。鲁迅小说最大的成功,就是把中国过去的文学中看不起的小孩子、妇女、农民写活了。他谈论作家,不一定要谈论大作家,也经常谈一些不入流的作家,反而更容易谈出问题来；而人家都谈梅兰芳时,他不谈,他要谈自杀的阮玲玉。在一些学者看来,那些市井小报的消息、谣言,鲁迅完全可以不管它,但鲁迅为此写了很多杂文。
　　齐鲁晚报:最近学界对贾平凹的《山本》有诸多批评声,你则写了长文《“念头”无数生与灭——读〈山本〉》,怎么看待不同观点的对撞、争鸣?
　　郜元宝: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评莫言、贾平凹,我也不是一贯认为他们的作品都是好的。作为一个批评个体,不用管同行多么嘘他,你看准了,你就肯定他；相反,同行都在肯定一个作家,你看准了他的问题,就站出来说问题,这都是正常的。
　　当下的批评环境当然有不好的因素,如“红包批评”、人情关系批评,还有文人相轻的东西在里面。在当下,批评家确实面对着复杂的当代文学,站在不同角度,看到的风景不一样,这就一定要小心。也许别人看到的东西,你没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你也没看到。接受者和文学对象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都很复杂,都要谨慎。
　　贾平凹的缺点比较明显,但是,他的优点有没有被其比较明显的缺点所掩盖?有人说贾平凹跟陈忠实比起来,陈忠实一壶水烧得很开,贾平凹十几壶水烧得都不太开,这种说法有点儿道理,但贾平凹那十几壶不太开的水,比那些更不开的水更开一些。他没有写到更坏,这与他的写作方式有关。就像我们不能要求陈忠实毕其功于一役一样,为何只写一部,为什么不写十几部的《白鹿原》。如果这样提要求的话,不仅扼杀了贾平凹,也会扼杀了陈忠实。
>>　文学共同体需要抵制的,有两种高产
　　齐鲁晚报:当下自媒体很发达,作家的言论、对话甚至八卦更容易获悉,作家个人身份的东西更受到关注。这会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什么影响和变化?
　　郜元宝:在资讯时代,围绕作品的其他信息太多了。过去文学史上的作家,主要流传后世的是作品,至于他们的生活、言论,那是很珍贵的材料,要去打捞才有。当然,媒体发达的时代,很多人把兴趣转到了作品之外,更关注作家,至于作品好不好,大家不是太关注。
　　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种新批评,把作品抬得很高,作家都死了,作品还活着。今天好像走向另外一个反面,大家没有耐心去看作品,也没有耐心阅读专业人士对作品的分析,但有关作家一有风吹草动,就能够瞬间引起关注。我们谈论文学的目的是谈论热闹、花絮呢,还是谈论作家隐藏在作品中的更加稳定性、更有创造性的精神空间呢?
　　齐鲁晚报: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数量,在四十年来的岁月中,呈几何级数增长。有人提出了中国作家的长篇焦虑这个问题,怎么评价这种数据上的膨胀?
　　郜元宝: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高产”,尤其是长篇小说数量的持续增长,要有理性分析,不能简单地怀疑和批判。高产的原因很多,比如出版的便捷,许多其他种类的图书也持续高产,比如出版部门通过高码洋获取高利润,比如长篇小说市场的良性开拓,十几亿人口大国的长篇阅读量仍有提高的空间。以上都是客观原因,而且都很难说是完全负面的。　　　另一方面,跟作家直接有关的因素无非三点,一是中国作家的队伍在扩大,长篇小说的数量因此水涨船高。二是中国作家大多比较勤奋,部分作家恰好到了“井喷期”。第三点,也是唯一值得我们质疑和批评的,就是盲目的高产。
　　这里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不少尚未成熟的作者,把写作看得太容易,粗制滥造,盲目追求数量。二是一些已经成熟的著名作家自我把关不严,缺乏超越意识,在名利的驱使下,写出许多水平不高、重复自我甚至大踏步后退的平庸之作,却又得不到批评家负责任的提醒和规劝,一味以高产自乐。文学共同体需要抵制的,恐怕就是这类的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