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同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指导文艺工作的唯一指针。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从前只熟悉好莱坞商业电影文化,这时受到“文代会”的鼓舞,纷纷表示自己要转向革命与进步,坚决为工农兵服务。然而,究竟该怎么做?这在当时并没有标准答案。
　　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将目光聚焦到刚进驻上海不久的人民解放军身上。毕竟,接管上海的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有人几十年后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5月25日清晨,打开自家的窗户,看到为不打扰百姓而在马路上露宿的解放军时的感动与震撼。
　　接管上海的解放军大部分来自山东老解放区,一时间,山东老区成为上海电影工作者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山东老解放区来的同志是最革命的,应该向他们学习”,“听他们说山东话,也觉得是进步的,心情舒畅”。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1年,上海电影工作者争相深入到山东老解放区体验生活,学说“山东话”,努力塑造山东革命老区的人物形象,在台前幕后刮起了一阵“山东风”。但是,这股“山东风”却引起了老区革命干部的不适,遭到了他们的批判。在老区革命干部的批判和质疑之下,上海电影界刮起的这股“山东风”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妻之间》(郑君里导演),该片通过描写一对山东老区革命干部夫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赵丹饰)和贫农劳动英雄出身的妻子张英(蒋天流饰)——之间的生活,讲述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由于不同的思想感情所激发起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吴茵在该片中扮演调解李克与张英夫妻矛盾的妇女干部泰丰同志。
　　蒋天流和吴茵为自己能被安排这样的角色感到由衷地高兴,“激动得几天都睡不着觉”。上世纪50年代初,能在电影中饰演老区劳动英模或革命干部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是许多演员的愿望。
　　蒋天流跟剧组到山东兖州农村体验生活时,什么都感到新鲜。为了演好张英这个劳动英雄,她与农村妇女同吃同住,“帮助挑水、砍树、挑草,差点把肩膀压歪了,学习锄地刨地,手上差不多磨出了泡”。化妆时,她完全不顾及在银幕上是否美丽,身穿老布衣服,梳上一个土里土气的发髻,在粗黑的脸上再加上一道伤痕,只为了更贴近劳动英雄的形象。练习台词时,蒋天流更是一字一句跟着祖籍山东的赵丹学说山东话,因为觉得“山东话格外动听,只有说山东话才能表现出老区革命妇女的气质”。
　　相比于蒋天流的兴奋,吴茵显得压力更大。吴茵是以演技著称的女演员,在接到剧本之后,却因为高度重视“泰丰”这个角色而感到慌张。吴茵起初因为“见到的革命干部很少”,“无法深入地体会她们的生活”,感到泰丰这个角色“简直高深莫测”,生怕自己的表演有损革命干部的形象。直到去山东体验生活时,在兖州招待所里碰见两位来自农村的妇女干部,她留心观察妇女干部的一言一行,才感觉自己“找到了泰丰同志”。特别是她们的山东口音,更让吴茵觉得特别“轻软动听”。于是,吴茵“决定在剧中也用方言,以加强泰丰的重量,并学习她们吐字时特别动听的语调”。　
　　电影演员将塑造山东老区革命形象视作自己趋向进步与革命的标志,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引起革命干部的强烈不满,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延安抗大毕业的影评人贾霁认为,《我们夫妻之间》这部电影丑化了革命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的形象,他尖锐地批评道:“在影片里,对农民,只是凭‘想象’,也是错误的。张英名为英雄,实质上连老解放区的一个普通劳动妇女也不像。影片的另一个叫泰丰的人物,据说还是当过区委书记的一个领导干部,也是一个被丑化了的人物……这难道不是一种蔑视,不是用旧的眼光,却无视于工农新人物吗?”
　　在《文艺报》召集的关于《我们夫妻之间》的座谈会上,很多人对吴茵的表演表示不满。北影厂导演伊明说:“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不该是有气魄的,有智慧的,爽朗热情的,也是美丽的形象呢?导演和演员为什么不从这方面去概括呢?我不相信这仅仅是缺乏生活的问题,而是一种创作思想和态度的问题……此种不合理的根源,恐怕是在于对噱头和土包子出洋相的欣赏和发挥。”
　　一番批判之后,《我们夫妻之间》被禁演,电影界刮起的这股“山东风”也被驱散了。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再也不敢在银幕上塑造山东老区的革命干部形象,也不敢再说山东话了。这一结果是蒋天流和吴茵等电影工作者决计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局面呢?
　　实际上,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背后,有其深层原因。一方面,山东南下干部接管上海,为上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带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息,重塑了都市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南下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思想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正在经历程度不一的“城市化”转型。这两方面相互影响共同作用,逐渐使来自山东老区的南下干部和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双方,就什么是“革命”和“进步”,形成了相互交融又蕴含矛盾的新认知。
　　对上海的电影工作者来说,他们多数人都为自己没为革命作出贡献感到羞愧,对山东老区干部心怀崇拜,急于实现自己台前幕后的转型,以达到向工农兵靠拢、拥抱新政权的目的。在他们的认知中,拥有“粗犷的外表”和“山东土腔”都是革命的标志,是革命者应该有的样子。但他们并没有触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实质,充其量只是照猫画虎。
　　对来自山东老区的南下干部来说,他们刚从农村进入城市,对生活和工作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缺乏经验和自信,始终觉得上海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在这样微妙的心态下,山东老区干部看到电影上衣冠不整说着“不三不四”山东话的革命干部形象时,自然觉得难以接受。正如有的干部在看完《我们夫妻之间》这部电影以后,抱怨道:“以前进城时,某些落后的小市民就是这么看我们的,在他们中间传说着我们如何‘土’,如何不会过城市生活的‘笑柄’。影片把这种恶意的嘲笑集中地、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因此,上海电影界刮起的这场“山东风”草草收场,部分可以归因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都市商业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深受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影响的人们,对“革命”与“进步”认知的错位,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分野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