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多所大学,提倡“生活儒学” 龚鹏程:做个有学问又好玩的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6月22日,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毕业生们正忙着话别离校,而在明德楼报告厅里,还是挤满了专程来听讲座的师生。身着那件标志性的长衫,龚鹏程走进齐鲁大讲坛的会场。他全程站着讲了两个小时,与孔孟之乡的听众们,分享他对“孔子与当下”的心得体会。
>>　　从小喜欢看杂书　曾是“不良少年”
　　龚鹏程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学者,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有过很多显赫头衔和身份。今年4月,他加盟山东大学文学院,专任讲席教授,这是目前山东大学的最高等级教职。
　　1956年,龚鹏程生于台北,祖籍是江西吉安。吉安,古称庐陵、吉州,自古是人文渊源之地。从唐宋至明清,吉安走出科举进士近3000名、状元20名,是中国科举考取进士数量最多的地方。
　　地域文化确实能成风化人。龚鹏程的家庭很贫寒,但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龚鹏程的记忆里,两岁多时,父亲就教他看字帖、练书法,三岁已能熟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童蒙读物。在家庭的熏陶下,龚鹏程自小就觉得练习书法、背诵古文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小学三年级时,一场突来的水灾,让他贫寒的家庭几乎无以为生。一个老师找到家里,愿意把龚鹏程带到自己家照顾。那时,与国学传统文化相关的著作,很容易吸引龚鹏程的兴趣。在老师家里,他不仅熟记课本上的知识,还把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章回小说都通读一遍。当学习成为了习惯,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时,龚鹏程读起书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说到这里,龚鹏程谈起了他对读书到底是苦还是乐的思考。为了说明读书是要吃苦头的,中国古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是孔子在《论语》中开篇就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说法。“为什么孔子读书很快乐,我们读书很苦呢?确实是有问题啊。我们不会读嘛。”他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这个差异再去探究,就可以寻找那种能够让人快乐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状态,从而快乐生活。
　　到了中学阶段,龚鹏程实在算不上是好学生,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街头小混混”。当时,他学习成绩差到不行,整天呼朋引伴四处玩耍,算是老师和家长眼中典型的“不良少年”。
　　然而,在玩和混的过程中,他还就搞出了些名堂。中学期间,龚鹏程卖糖果打工挣钱,不仅翻遍了当时台湾市面上所有的武侠小说和“武林秘籍”,而且连香港、东南亚地区的武术书刊都搜集齐全。通过研读和整理,龚鹏程摸清了中国武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发展脉络。1995年,龚鹏程发起成立了“中华武侠文学会”。
　　龚鹏程就读的高中学风不佳,可别看他不怎么爱学习,到高考时,全班只有龚鹏程一人考上大学,被台湾师范大学录取。“我是稀里糊涂考上大学的。”他觉得,能考上都是运气好,“蒙对了不少选择题”。尽管如此,龚鹏程还是十分珍惜自己的大学时光,尤其是大学的时间和空间相对自由,给了他很多成长的空间。
>>　上大一注释《庄子》　创办书院式大学
　　进入大学后,龚鹏程主动申请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并像换了个人似的,开始变身“好学生”。一入学,他为自己定下了功课和学习计划。
　　大一时,他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跟《庄子》有关的书全都借来,把市面上与《庄子》有关的书全都找来,用一年的时间为《庄子》注释,注写文字数十万。大二时,他以李白最仰慕的南朝诗人谢眺及其作品为题进行研究。大三时,他就先秦文学进行分析,撰写了近七十万字的《古学微论》。大四时,龚鹏程又撰写了一本《近代诗家和诗派》,以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旧体诗及诗人为题,体现时代的变迁。
　　大学毕业后,龚鹏程的第一份工作是留校担任校长秘书,帮助校长整理文稿。校长是学习西洋文化出身,接受的是欧美教育,研究的是西方经济,推崇的是后现代、未来学,一切都与龚鹏程的学识背景南辕北辙。
　　有了这段经历,此后的龚鹏程始终在思考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或者说,是思考西学与国学的关系。他发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是高看中国文化一眼的。“古代的中国国力强盛,孔孟之道在当时欧洲人眼中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国度,西方社会在衣食住行方面一度竭力模仿中国元素。”然而,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西方崛起,中国文化逐渐成了负面代表。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外国人说中国文化不行,中国人便觉得自己真不行,甚至自己带头说自己不行,这样怎么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呢?”出于这样的考虑,龚鹏程更加坚定了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决心。
　　离开学校后,龚鹏程担任过多家报纸杂志的主笔,针对时事撰写社论,一写就是二十多年。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运用在文章中,再加之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理解,树立起自己独特的文风,让人读了耳目一新。
　　他最传奇的经历,是担任过多所大学的校长,并且亲手创办了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其实并不缺大学,每年大学要招的学生比高中毕业生还多。学校大多招不满学生,即使考零分也有学校念。
　　1993年,台湾佛教泰斗、佛光山星云大师找到了龚鹏程,受信众所托,希望办一所新式大学。两人对办学的计划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既然要办,就要针对现代大学体制进行反省,办一所新大学。“我希望把中国传统儒学的书院精神,灌注到现代大学体制之中,使其复活。”龚鹏程说。
　　1993年,佛光大学筹办；1996年,南华大学创立。除了全程参与创办,龚鹏程还就任两所大学的首任校长。两所大学的特点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教育核心,创新之处在于将现代教育和传统书院结合起来。龚鹏程觉得,现代学校教育过于偏重知识灌输,从而忽略了学生的心性养成与人格培养。而这两所大学主要是继承中国传统书院大儒主持、自由讲学、质疑辩难、师生关系融洽的教育精神,弥补现代教育的不足。
　　南华大学尤为注重通识教育。无论什么科系,学生都必须花两年时间,在二十本中国经典和二十本西方经典中各选读四本。考试的方式也很特别,选修《金刚经》的,考试就是每个人作一首偈子；学莎士比亚的,就让大家排练一出莎翁的戏剧。
　　南华大学的图书馆也很另类。里面没有门禁,没有管理员,学生自己随便进去,自借自管。有一天,一名校工告诉龚鹏程,因为图书馆有空调,比宿舍舒服,有学生带上棉被跑到图书馆里睡觉。龚鹏程微微一笑说:“这样很好啊,学生乐于进图书馆,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　首创生死学　让儒学走进生活
　　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龚鹏程还给学生们开了许多课,大多是之前从未设立过的专业,比如非营利事业管理、未来学、生死学、艺术管理、生命学等。其中,龚鹏程最中意的是生死学,“因为这是哲学里的核心问题,面临死亡,我们才会去追问生命的意义。”
　　大学开出生死学这门专业,一开始大家都有些惊悚。不过,龚鹏程认为,生死之道包含着太多儒家哲学,从人的生老病死延伸到医疗、护理的体系,延伸到社会的协助系统,能够帮助大家度过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生孤寂的一段日子,很有现实意义。
　　果然,一段时间后,社会对生死学的反响居然出奇好。后来,香港教育机构还把生死学的教育移植到香港,在中小学提倡关怀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开设生死学专业后,一些殡仪馆的人来找龚鹏程,说能否在大学里办一个殡葬系。龚鹏程感到很诧异,问这个殡葬系办了有人来读吗?结果对方告诉他说,办大学就是帮社会解决问题,殡葬是个很大的产业,却是一个没人管的产业:你不知道举行的葬礼仪式对不对,不知道哪一家的棺材比较货真价实,从业人员是否精通生死学。龚鹏程听了觉得有道理,所以真就办了殡葬管理班,后来台湾各地的殡仪馆几乎都过来参加培训。在这基础上,他们还编写了《市民通用丧仪手册》。
　　龚鹏程虽然顶着“著名学者”的头衔,但是却反对、反感憋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模式。他觉得,现在的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
　　而龚鹏程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建立健全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等课程,以儒家的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的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迫切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经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对自己这种经世致用的主张,龚鹏程用“生活儒学”这个词来总结。他表示:“工业文明以来的这些现代生活形态,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人变成了机器人。生活儒学就是要重新谈天人关系、重新谈人跟自然的关系。”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在龚鹏程眼里,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支点便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对照,才能打开我们的智慧。”他坦言,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中国人研究西方文化是很困难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虽然不太懂,但毕竟还是我们最能够掌握的,或最容易亲近的一些资源。儒学是注重生活之美的,饮食、衣饰、视听言动、进退揖让,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龚鹏程说,儒家真正的状态应该是像孔子那样“鸢飞鱼跃”,而不是像后世的老学究那样端庄自持、禁锢自己一生。“儒家的精神状态应该是自由的、活泼的,我们应该是朝这个方向来发展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学问又好玩的人,然后别人也觉得你这个人有趣,在一起不觉得道德压人,这样的君子人格才更有意义。这样,儒学也就真正生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