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庆历四年当然不只诞生了一篇《岳阳楼记》。这一年,“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这一年,困扰宋仁宗十多年的西夏与北辽的“边患”终得和解。不过,曾经风生水起的庆历新政因为“外忧”暂时消除而丧失了动力,改革派被悉数贬出京城。
　　与其说历史比想象的精彩,倒不如说是凶险得令人胆战心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的新著《庆历四年秋》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为时间切片,以庆历新政为时代背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追逐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官场、人情、政治、权力,波诡云谲”。
　　夏坚勇以庆历四年秋季底层官僚苏舜钦等人的一次寻常聚会为切入点,又以这波人在官场的“灰飞烟灭”为结局。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这起事件本拎不上台面。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引子,不仅回答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宿命”,同时也让人性的阴暗昭然若揭。
　　相较于历史帝王的喜怒无常,宋仁宗算得上是“宅心仁厚”。他谨遵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留下不少善待朝臣乃至侍从的佳话。宋仁宗的自律意识在历史帝王中极为突出,头脑始终极为清醒。当梳头太监劝皇帝拒绝谏官的忠言时,虽为亲信,但宋仁宗仍将其削减出宫。虽贵为天子,宋仁宗却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皇帝。有次“半夜批阅奏章,饿了,想吃羊肉。但又怕开了这个头,御膳房从此便成为惯例,每夜都要杀羊,只好忍住”。这些细节,如小说笔触丰富细腻,人物个性形象更加鲜活,历史恍若眼前。
　　宋仁宗之所以重用改革派,是因为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录取名额多达千人以上),加之无节制的荫封,“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历史上的改革无一例外均付出沉重的代价,熟读诗书的宋仁宗又岂能不知。正因为如此,“外患”一旦消除,虽然“岁赐”开支不菲,但比起庞大的军事开支还是小巫见大巫。在一心求安求稳的宋仁宗看来,与其冒险改革,不如退而求安。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这从侧面也折射出宋仁宗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变化无常。在位期间他还六次改元,亦见其“鸵鸟”思维。他的软弱性格短板变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放权”,从而为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兴旺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些可能并非出自他的本意。
　　历史是一个画板,任何自以为高明的小聪明,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在本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连襟、诗才造诣同样不薄的王拱辰,“借故劾逐王益柔、苏舜钦以倾范仲淹”,结果“为公议所薄”,在历史上落得千古骂名。王拱辰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一坏透顶。史书载他曾“数论事,颇强直”。王拱辰对新政极尽攻讦之能事,并不代表他对新政深恶痛绝,事实上,“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实并不反对,但他现在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拨人,那一拨人因新政而风头大劲,挤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说白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胸中熊熊燃烧的妒火使然。
　　忌妒,总是官场的大忌。历史无法假设,王拱辰的“成功”除了佐证其人格分裂外,再就是为宋仁宗的骑墙帝王之术及时输送了弹药。其实,改革派与保守派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有着“泾渭分明的分野”。在夏坚勇看来,这两个看似针尖对麦芒的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理、性格、官场利益的摩擦”。
　　封建官场就像是人性的考场。士人在这里施展宏图抱负,自私自利者则努力钻营。人非圣贤,许多时候,人性也并非非白即黑的二元色彩,更多时候表现出像王拱辰这样的复杂性。当所有人的人性在官场同场“竞技”时,那些原本被深深隐藏的人性基因,极可能因为外在利益被激活。这些被激活的人性基因究竟是表现出为人称道的士人精神,还是在妒火中滑向居心叵测的人性深渊,既取决于个人的内在修养,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开的外在约束机制。
　　庆历新政的核心之一便是期望在后一方面发力,问题是,遭遇到只求苟安的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