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专家时代”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齐鲁晚报     2019年07月27日
  拉斐尔经典名作《雅典学院》(部分)
  □王昱
  你尊重知识吗?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给予肯定的回答。然而,看看眼下的舆论场。不仅“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许久,连大部分专家,也被戏称为“砖家”,若是他在电视或者网络上抛头露面,更有可能被耻笑为不务正业。世人似乎得了一种怪病——一方面我们急于在各个领域发表个人见解,另一方面,我们又对这些专家不屑一顾。
  反智主义为何会在当下如此流行?这是个多年来在舆论界备受热议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者托马斯·尼科尔斯所著的《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给了中国读者以救赎——通过该书,我们获知,原来对知识分子不服不忿不只是时下中国人独有的专利,而是一个蔓延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书中以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书中提到了一项民意调查: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事实证明,只有不到1/6的人能在地图上正确指出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却有超过4/5的人满怀着军事热情表达着偏激的观点。热情与认知不成正比。
  如果你认为这种基于无知的傲慢只在庸众中存在就错了,另一个例子提到了南非前总统塔博,此公在任期间坚持认为艾滋病是由于营养不良,拒绝听任何医疗专家的意见,并拒绝为患病人员提供医疗救助。其结果是在其执政期间,南非至少因治疗不当多死30多万人,并且有超过3.5万的艾滋病病毒阳性婴儿出生,艾滋病成泛滥趋势——正因为他打着鄙视专家的旗子,居然在卸任后获得了南非国内外不少人的“点赞”!
  在全世界,一股反智主义的风潮已然崛起,人们在厌恶甚至恨不得消灭所有专家——这是《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为我们点明的恐怖现象。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对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处理者”。知识分子的工作始于理念,终于理念,就算将这些知识分子发明的理念应用于现实世界,对周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与知识分子无关,因他们并不对现实世界发生的后果负责。比如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哈耶克和凯恩斯并不从事商业活动,即便出现了经济危机,他们也可以依然高枕无忧,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写,毫不顾忌有多少人为他们看似完美的理论经济模型失了业。由此看来,专家或者说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一种挺讨人嫌的存在。
  在过去,人们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这种行为不得不忍。因为在信息时代之前,掌握知识的是少数派,而且时代越往前追溯,知识分子的比率就越低。知识的宝贵让人们不得不允许专家呆在“免责区”中空发议论。
  然而,时代终究还是变了,二十世纪后半期,教育在全球普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而对他们来说,最为致命的“杀手锏”莫过于互联网及其所带来的“知识液化”——知识不再像过去一样被锁在象牙塔中,而是摆在互联网上随手可得。当人们习惯于一遇到疑难问题就先打开手机“百度一下”时,无论对什么问题都试图将之复杂化的专家是不是显得更讨厌了呢?
  专家在现代遭遇的另外一个打击,是他们与大众地位关系的改变。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人类文明史开端以来,越在古代,具有技术和知识的人群的地位就越高。在上古时代,识文断字者往往被视为能够通神的存在,而在中古时期,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跟社会的精英阶层(比如西方的神职人员、中国的士大夫)高度重合。到了现代,专家与普通公众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追问了读者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你把你身边的专家当做什么人?他是否跟给你送外卖的快递小哥一样,是你生活中的服务者呢?若果然如此,专家注定是个不合格的服务者,因为前文所述,专家不能为自己给公众的理论建议完全负责,而为服务负责,恰恰是现代商品社会对服务提供方的必然要求。
  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中,尼科尔斯还分析了大众对专家不信任的其他原因,比如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沟通不畅、专家本身的原因。不过,这些都是尼科尔斯根据美国的现状作出的情境分析,并不太适合中国当下的现状。但尼尔科斯的一个判断无疑是精准的,专家无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在不久的未来,人类也许要适应一个“无专家”时代,取而代之的只是那些不再以知识为傲的“知识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将要面临一场莫大的转型——如果你恰巧是一个爱知识并以具有知识为傲的人,这就是该书能为你透露的最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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