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国学大师”之称的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不但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而且也是一位十分幽默的智者。他的幽默,既体现在作品中,也表现在为人上。幽默使他的作品更富情趣,也使他的人生更具光彩。
　　季羡林的幽默,更多地出现在他饱经沧桑、看淡红尘的晚年。即使回忆“文革”那段被关进“牛棚”惨遭迫害、备受凌辱的生活,他仍不乏辛酸的幽默。上世纪90年代他写的《牛棚杂忆》中,就有许多地方是用讽刺幽默的笔触来写荒唐、丑陋的往事。如书中写建“牛棚”:“我们亲手把牛棚建成了,我们被‘请君入瓮’了。牛棚里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学家不是宣传过‘到处有生活’吗?”接着他又写了“四句歪诗”:“大院建成,乾坤底定。言顺名正,天下太平。”写被批斗,他说:“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了一个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这种含泪的微笑,隐而不露的嘲讽,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文革”的黑暗,比声嘶力竭的控诉更为有力。
　　晚年的季羡林,身处太平盛世,可谓生活在赞誉和掌声之中。生活条件好了,荣誉多了,地位高了,可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被荣誉的光环所迷。他的本色的幽默也像泉水一样,不时地从他的作品和言谈举止中涌流出来,凝结成一朵朵智慧之花。
　　季老晚年的幽默,常显示出他做人的低调、平淡。如对人们加给他的“国学大师”称号,他就不认同。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季羡林:《病榻杂记》)对外界送给他的其他荣誉称号,他也不愿接受:“近几年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片虚名,套在了我的头上,成了一圈光环,给我招惹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这个会长,那个主编,这个顾问,那个理事,纷至沓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纸冠,我自己实在无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季羡林:《大觉明慧茶院品茗录》)这些肺腑之言,都充分表现出这位国学大师的务实和谦虚精神。
　　自己虚怀若谷,对别人宽容大度,但对社会上一些丑恶的东西,季老却嫉之如仇。他的幽默武器,有时直指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季羡林:《我这一生》)季老这看似消极的反语幽默,发人深思,催人猛醒,让人读后,在会心一笑中产生强烈共鸣。
　　也有一些幽默,是季老的“即兴发挥”,流露出一位宽厚长者对人生和自己的善意调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受到启迪。如有一次,季老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他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季老说:“你怎么这么转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跟季老打趣说:“不是难得糊涂吗?”季老自嘲说:“我现在糊涂也不难得了。”(蔡德贵:《先生口述史再也听不到了》)
　　综观季老的幽默,绝不是一般的做秀搞笑,而是大智慧的闪光,是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坦荡人生的写照。正如评论家菊影所言:“季老的幽默,是他人格山岩上开出的小花,一丛丛,一簇簇,虽不是漫山遍野,但足以显露生机与活泼。这是一种能给人力量与温暖感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