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如果1126年金军没能攻占汴梁,历史记载中的宋徽宗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他精通艺术,为人宽厚,对臣子彬彬有礼,他推动教育普及,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让宋王朝经济走向新的高峰……显然,宋徽宗担得起“斯文”二字。
　　然而,靖康之变却揭开了“盛世”的底牌:官僚机构高度腐败,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社会不满情绪激荡,政府与民间的经济冲突加剧……令人惊讶:聪明如宋徽宗,对这些积年之弊为何全无体察?为何始终不肯改变?
　　《1126,汴京之围》让我们看到,靖康之变事实上是由一连串错误积累而成:贸然与金国合作伐辽,养虎遗患；在伐辽过程中误用童贯为主帅,招致惨败；在与金兵合作中,宋军将领为争功,出尔反尔,引人轻视；当时宋军在北方最能征善战的将军是郭药师,因是辽国降将,宋廷始终不肯信任他,终于将其逼反,致黄河以北门户洞开；宋军在定州本有较强防御,使金兵无法会合,宋廷却越级指挥,令守将出击,导致定州失陷……
　　在每个关键点上,宋廷都准确地做出了错误选择,说明责任体系出现了问题。从理论上说,宋徽宗对局面负全责,可囿于“祖宗之法”,他常年被封闭在深宫中扮演明君,导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只能用艺术活动来排遣寂寞。在蔡京误导下,宋徽宗沉迷于太湖石,他穷尽人力物力,设计并建造了名园艮岳,可兵临城下时,这些太湖石又被砸碎,充作炮弹。
　　宋徽宗被架空,宰相就应负担起全责,可党争不已,宰相发现,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去做事,不如讨好皇帝。既然皇帝在装明君,那么做几个漂亮数字来糊弄他并非难事。于是,宋朝的税收在不断增长,可背后的苛捐杂税、民生维艰,因上瞒下骗带来的管理体系涣散,宋徽宗又怎能知道呢?
　　宰相不负责,官员就应站出来。可党争之下,敢站出来的人往往成为牺牲品,除了被用来互相攻讦外,无法推进具体工作的改善。
　　于是,在“宽厚之主”宋徽宗的管理下,出现了懂业务的人不负责、不懂业务的人却乱负责的局面。在金兵步步进逼之下,太学生们义愤填膺,除了用贤臣、杀奸臣的老办法,他们也没什么好主意,可谁是贤臣、谁是奸臣?只能付诸“公议”,反而助长了集体非理性。他们的参与让原本就混乱的政局更加混乱,加上宋徽宗逊位于宋钦宗,朝廷出现了两个中心,官员人人自危,无心正事,以至于汴梁在第一次解围后7个月间,宋朝竟未做任何准备。
　　当汴梁再次被金兵围困时,宋廷为减少经济负担,竟未积极催促各地军队入京勤王,甚至派妖人郭京作法退敌,致城池失陷。在古代,迷信并不罕见,可从上到下,无一人质疑郭京,集体放弃求证的责任,宁可因此接受集体毁灭的命运,令人扼腕。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影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望断天南无雁飞。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
　　宋徽宗在被俘后,写了许多诗,因有人告密,不得不尽数烧毁,只有这首诗流传下来,从“猖狂不听直臣谋”中,颇可见忏悔之情,可此时忏悔又有什么用呢?
　　有斯文才能创造盛世,但没有严密的责任制度,只靠人的自觉来管理一个大国,显然行不通。
　　宋徽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32名子女中,30名被俘,连同后妃和宫女、皇族成员、大臣,共约1.5万人被掳往北方,近半数人死在路上。被掳3年后,5600多名宗室只剩500多人。但这与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只是九牛一毛。更重要的是,靖康之变影响了文明的走向,礼教日渐酷烈,缠足开始风行,人们以自残的方式来获取集体认同感,将制度失败归因为文化失败、道德失败,又给后代带来沉重负担。
　　历史并不只是过去的事,它仍以各种方式与现实发生着关联,所以有必要不断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