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上世纪的一个夏天,我曾在一个县城小住。吃完了晚饭,没地方去,四周全是青中泛黄的麦浪,便有人提出去捉知了猴。知了猴就是未脱去蝉衣的蛹,浑身裹着薄薄的护壳,已见蝉形。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捉过这种幼蝉。院子里有很多大树,每到天黑,带着壳的幼蝉就从土里钻出来,缓缓地往树梢上爬。母亲拿一柄手电照到树干上,很轻易就能发现栖居的蝉。没有褪壳的蝉像一个穿着甲胄的将军,却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伸手就能捉住它。　
　　母亲管蝉叫雷公子,说时令过了谷雨,天就打雷了,蝉是雷公播下的种子。母亲把捉到的蝉放到一个瓷罐中,罐口用白纸糊好。第二天清晨,紧糊的白纸被咬开,罐里只留下一个壳,蝉却不知去向。母亲指着绿色的窗纱说,在那里呢!可不是,蝉已经爬到窗的最高处,窗纱挡住了它。它没有任何表情,忧心地抓住纱的藩篱,哀叹躯壳与牢笼的束缚。母亲让我看的是蝉的蜕变。每当这时,她会把那只蝉取下来放归树梢。只见她把那蝉向空中扔去,昨晚还身陷囹圄的蝉,此刻振翅飞上树的梢头。母亲就说,今夏听蝉歌吧。
　　在田间捉知了猴,在我的感觉中,完全没有蝉趣和童趣,就是一次搜捕。当时餐桌上流行一道菜,叫炸知了猴,即把捉到的知了猴洗净,放到油锅里烹炸。过油后的知了猴金黄,蜷曲在盘中。我曾面对过这道菜,邻座吃得津津有味,我却看得恶心,那人劝我说,吃吧,这玩意儿富含蛋白质。我却坚奉入口有德,不要吃尽天下生灵。所谓饮食文化不是像妖精一样噬咬尽世间的生命。文化有时是节制而不是放纵,饮食亦是如此。所以,捉蝉于我是寻找童趣,于人是捕捉经济价值。
　　蝉歌并不好听,单调聒噪,越是燥热它唱得越欢。其实雌蝉并不会唱,高歌盛夏的是雄蝉。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有一首咏蝉诗:“垂緌吟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流露出来的情感十分复杂,颂扬了一个饮露栖居的高洁形象,说它居高声远,也许秋风起时便歌声凄恻。诗人断定蝉的歌声并不是在叹息秋声唱断,那么它在唱什么呢?答案在虞世南的心底,不好猜。
　　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唐初四杰中的骆宾王因言得罪了武则天,被下牢狱,他铮铮不屈,以笔抗诉,写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也认为蝉歌高洁,他的心像蝉歌一样,可是谗言冤狱、秽语诽谤如重露压翅,把他囚于牢狱。听着蝉声,他把澎湃的心压抑下去。
　　在唐人眼中,蝉是清廉高洁的形象,听蝉是听夏天的炽烈,那是忠诚的表白。任何一个物种的表白都是对世界的告知,蝉鸣是蝉在对世界告知它的爱情。雄蝉用“流响”呼唤雌蝉的到来,雌蝉是在雄蝉的情歌中踏上它的枝头的。夏日是它们生命的周期,它们并不哀叹夏日苦短,趁着暑热进行着它们热烈的生活。完成交配后,蝉就进入生命的倒计时。雌蝉从容地剥开树的皮,把卵产进去,夏日的使命完成了。蝉按部就班、丝毫不紊乱地生活着,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大树,或许也交给他年的雷公。
　　凡是有生命的物种不考虑生,但是都考虑死。死是离去,是生命的句号。作为人类,忧死恋生,其他物种大概亦如是,否则怎会有逃亡,怎会有躲避?和平是对生命的护佑,不独人类需要和平,大千世界都需要和平,就引申出对物种的怜悯与保护。提升到最新的话题就是对“生态平衡”的共识。人多谈他人的死却很少谈及自己的死,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终其究竟是畏惧。心存畏惧并不可耻,人生在世总要有些畏惧,畏惧是对某些践行的保护。在有生之年,我们是否能活得从容一些呢?从容的人生有理想和追求,有热烈和冷静,有欢乐和悲悯,有关爱和赠予,唯此才丰富多彩。
　　蝉把自己对世界的爱交给大树,便不吃不喝,静等那个时刻的到来。秋风起的时候,它带着对来夏的憧憬坠下树梢,“非是藉秋风”,秋风黄叶如挽诗一般埋葬了它。然而,这并不是生命的断章,留下的卵在树干中生发,它的母亲早就把树皮剥出一个口子,那是它为自己的婴儿置下的摇篮。口子日渐枯槁,风把生发的卵吹落到地面,它钻进大地,吸吮着树根上的汁液,在黑暗中蛰伏着、发育着,它从容地待在大地的怀抱中,两年、三年,有的竟能呆十余年。终于有一天,雷声唤醒了它,它钻出来,爬上那棵曾经哺育它的大树,开始了对爱情的呼唤,阐释着蝉歌。
　　面对着蝉,我们思考着生命的漫长与短暂。无论漫长与短暂,在于过程的从容。有人说,从容就是顺其自然。也许没错。我想还有一种从容,那就是在自然中的逾越,挣破树的豁口是,破土而出亦是,换句话说叫奋斗,这是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