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决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高阳的牢骚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