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战败后到五四运动前,无论清政府,还是同盟会、革命党,中国的知识精英都把“师东洋以自强”当做一条迅速实现近代化的捷径。这种思路也可以理解——日本人跟咱人种一样,文化相近,搞明治维新前国力还远不如咱,他们能成功实现近代化,为啥咱中国人就不能呢?然而,几十年学下来,无论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大清亡了,几乎以日本留学生为主要班底的同盟会也没建立起一个靠谱的近代政府,更毋宁说发展中国经济,这场失败的学习,奠定了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国运多艰的暗淡底色。
　　日本的近代化为什么这么顺风顺水,却又如此难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从梁启超到戴季陶,中国人做了很多,但因为反思者大多有其政治目的,难免夹带私货。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严肃历史学者的分析就很值得我们一听,比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太一郎的《日本的“近代”是什么》一书,就相对言简意赅而一针见血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三谷太一郎分了四个小问题进行论述:政党政治、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和天皇制。撇开日本失败的殖民帝国统治和其特殊的天皇制问题不谈,日本在近代成功实现了政党政治,并发展了资本主义,这在近代的东亚确实是独一份的成就,同属东亚的中国、朝鲜和越南,虽然都曾做过类似的努力,但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而日本近代的成功,无非是这两根支柱的支撑。
　　那么为何日本能发展政党政治,并搞成了资本主义呢?通过三谷太一郎的分析,我们发现,首要条件居然是日本运气好——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日本恰好积累了这些制度生根发芽的要素。
　　先说政党政治,三谷太一郎指出,搞成这种制度,必须要求一个国家先有一套权力分散却又相互制衡但又认同共同游戏规则的政治结构,在日本以前,这种看似十分相互矛盾的政治结构几乎只有近代以前的欧洲才有——欧洲星罗棋布的封建诸侯,受到严重制约的王权,以及共通的基督教价值观促使其形成了原发的政党政治。由于没有相似的政治结构打底,权力分散却不统一的印度,以及皇权高度大一统的中国都没能很快学会政党政治。唯独幕府时代的日本,各个封建诸侯之间是相互制衡的,执行实际统治权的幕府将军权力是受限的,而作为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天皇又刚好为当时的日本各藩提供了统一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认同。可以说,近代化以前的日本无意中复刻了近代化以前欧洲的体系,这就让政党政治在日本萌发有了良好的土壤。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央政府执行废藩置县政策,按说这种去封建化的近代进程即便在原产地欧洲也要闹得腥风血雨才能最终成功,然而日本当时的运气就是这么好。身为维新功臣的萨摩、长州等藩刚好因为倒幕战争的巨大开销导致财政难以为继,巴不得中央政府接过这个烂摊子,带头搞“版籍奉还”,日本的去封建化居然一蹴而就。这些功勋群体在失去了本藩之后,又需要一个权力机构来安置,于是日本又顺理成章地引入了议会制。过去的倒幕志士摇身一变,成为政党政客。日本的政党政治就在这种风云际会下,顺理成章地搞成了。
　　在接手了地方诸侯抛下的烂摊子之后,日本中央政府为了整顿财政,被迫推行地租改革,却意外建立了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统一而稳定的财政收入。与之相比,中国晚清至民国的财权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争夺中难以稳定。日本中央政府在“殖产兴业”初期,搞的其实是跟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国营经济”。只不过,本钱本来就少的日本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样做是效率低下的,于是在大久保利通等人主导下,迅速将这些资产脱手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江户时代留下的“寺子屋”等民间启蒙学校又很容易地转换成了近代小学,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受过基础教育、能够识文断字并有一定组织程度的产业工人。就这样,稳定的财政收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以及优质的劳动力,这三个发展资本主义的要件,被日本意外地凑齐了,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成功了。
　　这就是三谷太一郎的视角下,日本近代化成功的真相——甚少英雄伟人的英明锐断,更没有什么“优秀民族品质”的加成。只是运气好,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先天条件,意外地凑出了日本在这个时代的一手好牌。这种分析让我不由得想起近代历史上,当梁启超、戴季陶等人从明治天皇、伊藤博文乃至日本全民族身上努力寻找日本近代成功的原因时,日本人自己却将其成功简单地归结为“国运”。是的,所谓“国运”其实就是书中所写的那些偶然促成以及实实在在的条件。如果凑出来,这个国家就能在这个时代走向兴盛；凑不出来,就需要时间去积累,需要苦难来磨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故事说明,当所谓国运到来时,只有对风云变幻的时代进程同时保持一份谦卑,才能避免在下一场变革来临时栽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