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最新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中文版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库切曾以极具独创性的不同体裁和手法创作了多部直击人类灵魂的作品,如《耻》《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也包括“自传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则分别是“耶稣三部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在近日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作家、评论家邱华栋和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受邀,与读者分享了新书《耶稣的学生时代》的阅读感受。
　　库切与鲁迅一样
都是金字塔尖上的作家
　　一个虚构的移民国度、一个神秘的天才儿童、一所匪夷所思的学校、一桩离奇的杀人案件,构成了《耶稣的学生时代》的主要情节。情节之外,在角色之间的对话中包含着可以反复玩味、深思的哲学思考,这是库切独具的笔法,也是这本书最为特别之处。
　　李洱将库切与加缪归属于“知性作家”,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结晶体式的语言”,若将这种风格融入汉语创作中,可以提升汉语的品质。虽然库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却注定是个被冷落的作家。事实上,除了马尔克斯,库切的“诺贝尔同事们”在中国都有此类命运。像加缪的《局外人》,真正看懂的很少,多数中国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只是无聊、寂寞、莫名其妙的小资情绪,看到的是最浅显的加缪,而不是浅显背后更为深邃、像燧石般坚硬的加缪。靠想象力取胜的马尔克斯的小说,由事件过程的描述构成,从小看《三国演义》《水浒》长大的中国读者已经习惯于看这类“行动的小说”,因而非常容易接受马尔克斯。相比之下,库切、艾柯、加缪等人的作品是对思绪、对理论问题的思考的表达能力,正是中国文学作品所缺少的。“作家有不同的类型,库切与马尔克斯两种作家没有高下之分”,但对中国读者来讲、对汉语文学来讲,李洱认为“库切比马尔克斯重要得多”。
　　在邱华栋心目中,库切与鲁迅一样,都是“金字塔尖上的作家,是永远都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神营养的作家”。“偶尔撸串、吃快餐也正常,但还要吃点好东西。读书也是这样,我们要读水平最高的东西,因为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隔段时间邱华栋就要读一读鲁迅,看鲁迅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人性,从中获取安慰和力量。
库切的新移民主题
我们所有人都被卷进去
　　早年库切曾写过两本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2013年之后,又写下了《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与库切小说基本的叙事元素一样,《青春》和《男孩》、《耶稣的童年》和《耶稣的学生时代》之间存在同构性、互文性,这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表现都特别明显。尽管李洱在《应物兄》做了类似的观照,但他也承认,中国作家的小说很难和我们的远古神话、文化源头之间构成互文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西方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发展出一种史诗,而中国的神话是碎片化的,连不成整体。
　　库切在《耶稣的学生时代》的序言中提到,这确实是一本“不大容易看懂的书”。李洱指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读者看不懂一部小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看不懂可以看第二遍,但涉及西方小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库切的写作已经进入了晚期,与中国作家的晚期写作之间差别非常大。“中国的作家到了晚年的写作变得非常非常松弛,一种闲适的、悠然见南山的、桃源的写作感受,跟现实关系突然缓解,仿佛进入另一个阶段。”库切小说即便是晚年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旷野呼告般的浓烈”,跟现实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缓解,反而变得更为内敛、更为集中。晚年的库切依然擅长处理宏大主题,比如新移民主题。
　　2002年62岁的库切移民到澳大利亚,邱华栋有一次到澳大利亚的某图书馆演讲时曾见过库切。听完演讲后,库切一个人沿着图书馆走廊的墙根,非常落寞地离去,尽管在场的澳大利亚人都知道他是库切,但没有一个人围上去。虽然南非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有很大的亲和性,但是库切从中仍然感受到某种差异,并把这种差异放大,成为他作品中的新移民主题。李洱以《耶稣的学生时代》为例,对此做了分析:“他(主人公)从一个经历过战争、瘟疫的地方,到了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如此脉脉含情,所有人对他彬彬有礼,给他吃的、喝的,但是不能问过去,跟过去割裂。”随着故事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便到了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仿佛跟过去重新重合,这里面包含库切强烈的悲观色彩,以及他对过去的艰苦寻找。
　　李洱的理解是,移民既可以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变成新的移民。从旧的分崩离析的伦理中走出来,试图重建一种新的伦理,这个过程如此艰难,这个状态是一个移民状态。库切的新移民主题写作,“相当深入地击中我们目前的文化现实,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卷进去,这是库切作为知性作家,他的手术刀般的、庖丁解牛般的能力,确实让人非常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