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素质教育又称“学习教育”,素质学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培养学生如何阅读、写作、听、说,而且还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思考能力包括“情感智能”并认识到人的“情感脆弱”。特克尔承认,许多人依赖数码交谈,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来照顾老人或病人,或者情愿用机器人当伴侣,这些都是因为情感脆弱的原因。有的人因为过去的经历或性格原因而自闭,他们害怕受到伤害,不敢交友或向他人敞开心扉,即使在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愿意求助于他人。但是,她认为,机器并不能代替只有人才能给予他人的真正“关切”。
　　机器的“人性服务”比不上人的人性服务。这从道理上说是没有错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与人之间可以充分相互信任和依靠。人的一切情感需要都能从他人得到充分满足,哪里还需要机器代劳呢?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充满了猜疑、不信任、欺诈、恶意操控,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戴着假面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机器反倒比人更值得信任和依靠,它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代劳者,但它至少不会设局欺骗你,陷害你,一面假装是你的朋友,一面诬告、出卖和背叛你。人对机器的需要是不完美的,但很可能是丑陋的现实世界造成的。机器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除非机器掌握在邪恶之徒的手里,倒也未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有所行为和选择行为方式的是人,不是机器。让这个世界变丑恶或变美好的也是人,不是机器。我们可以不满意机器这个代劳者,但不应该把机器当作丑陋世界的替罪羊。
　　同理心是人的美好情感,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呵护和善待,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有同理心(或同情)而受到伤害。但是,现实世界并不那么完美,社会也不像人们期待的那么美好。在现实世界里,同理心让人变得很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是人的情感中非常脆弱的一环。最严重、致命的伤害往往是你很亲近的人造成的。越是在亲近者面前,同理心就越是脆弱,越是容易受到伤害。维护同理心的根本之途也许不在于少用手机,而在于优化社会中的人际信任生态。手机不过是人的机器,对机器不当使用负责的应该是人,不是机器。关注机器对人的异化影响并没有错,但反对机器不是机器问题的解决之道。否则,正如美国作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的玩笑所说,“就像是演化转变的过程中,海洋生物也会认为那些直立行走的上岸者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我们不妨把人工智能看成是机器假装成人。人工智能正在帮助揭示我们以前所忽视的人与非人、人与机器、机械的人和自由的人的区别。这些都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问题,早在数码时代之前,许多恶托邦作品中就已经有了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同样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人的异化。特克尔认为,机器是一种使人异化的力量,“有着像人面孔的机器”正在对人施展一种将人变成机器的力量,就在我们把机器当作人的同时,机器也在把人变成机器,“就在我们把机器当人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养成了把人当(半)机器的习惯”。这可以说是机器时代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态,但是,它将人变为非人,把人变为机器的异化机制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将人变为非人、变为机器的最有效的力量不是机器,而是支配政治制度的统治权力。《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和许多其他恶托邦作品早就向世人揭示了这种异化机制的运作特点和后果。
　　亚瑟·柯斯勒在《正午的黑暗》中所描绘的,那个与你交谈的人已经就是被异化了的机器人,他只是按照编排好的程序和指令对你进行思想灌输,解除你的心防。你看不到他的动机,看到的只是他的笑脸。他的笑脸在表演对你的“善意”“友善”“诚恳”“关切”“爱护”。这种表演比威吓和暴力更容易解除你的情感抵抗。你甚至还会爱上摆布和控制你的那个人,向他倾诉,告知心里的秘密(哪怕这个秘密可以被用作给你定罪的证据)。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人们经常把这种戴着微笑面具的害人家伙称为“笑面虎”,人们痛恨和谴责笑面虎的理由是他玩弄和背叛他人的情感。但是,另一方面,凡是上过笑面虎当的人,他难道不该反思一下自己在这场骗局中负有的责任?是什么让他成为笑面虎的猎物?如何从这样的经验中学会不轻信和不自我欺骗?如何在下一次遭遇笑面虎的时候,更好地提防欺骗和愚弄?这些就是他所需要的情感智力教育。情感智力包括三种技能:第一是了解和认识人的情感；第二是学会控制情感,并将习得的自控能力运用于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第三是调节自己的情感或帮助别人调节情感,包括抵抗诱惑和干扰。每个人的情感智力教育都应该首先是针对自己的。
　　情感智力的这些技能在数码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大多数对数码技术和互联网的批评都是针对它们对人的认知和情感智力的负面作用:干扰、分心、成瘾和自我失控。在这些批评中,都涉及一个“度”的问题,例如,互联网有用,但过度依赖互联网会让人变得思想浅薄；手机有用,但过分依赖手机会让人丧失同理心。情感智力教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和把握好这个“度”,用好数码时代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便利,同时也尽量避免这些便利因过度而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个“度”不仅适用于人们使用数码技术和互联网,也适用于对数码技术和互联网的批评,因为许多这类批评都受到情绪的过度支配,互联网的世界因此变得一片灰暗:互联网是一堆未经验证的谣言、流言和谎言的集合；互联网把我们的注意力切割成碎片,终结了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孩子沉溺于上网,不再阅读书籍；互联网是一个非理性的游戏场,一个人哪怕再愚不可及,也能在网上找到适合他的“回音室”,发出他洪亮的声音；互联网的谷歌正在腐蚀我们的记忆力,把我们变得愚蠢和浅薄；互联网让我们从文明社会倒退到部落时代；互联网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和高雅文化的终结,等等。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互联网的批评不是没有合理之处,但都有一个使它们绝对化、漫画化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不合度。正因为超过了“度”,这样的批评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既不合时宜,也违背事实的反机器主义论调。
　　(摘选自《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