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本当做一面镜子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日本是一个既容易理解又难以理解的国度,说它好理解,是因为相比西方诸国,日本毕竟与中国“同文同种”,文化上有相近性；说它不好理解,是因为这种相近性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造成误认。市面流行很多剖析日本文化的书籍,有失偏颇而不自知,为害不可谓不浅。中国人看日本文化,恰似中国人学日语,总归易学难精,有时误读得荒腔走板,还难以自觉。
　　新近读到的《岩波新书精选》系列,是一套日本人看日本的丛书,最大特点是延请日本专家进行撰写,但每一本都不厚,读来刚好在尽兴又不累的区间内,给人极大的舒适感,而其中所透露的日本文化的侧面值得我们深思。
日本的汉字:我们为什么会在翻译运动中“甲午战败”
　　众所周知,日文是一种大量借用了汉字的文字,但如果反过来,说如今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中有七成词汇是“日语”,你会相信吗?曾有人统计过,现代汉语中,从日语中转借来的词汇占了相当大的比率,而且越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端词汇,这种现象就越明显。
　　就拿现代汉语里以Z开头的词汇为例:杂志、哲学、真菌、证券、政策、政党、政府、政治、知识、直观、直接、直觉、植物、纸型、指标、制裁、制约、质量、终点、仲裁、主笔、主观、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卖、资本、资料、自律、自然、自由、宗教、综合、总理、组阁、组合、组织、左翼、作品……最初其实都是日语词汇。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西方各种先进概念传入了中国和日本,很多原来中文和日语里没有的词需要翻译。在这场两国几乎同时起步的翻译运动中,日本翻译者翻译的词汇更为成熟全面,最终反过来影响了中文。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翻译上的成功,其实也正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翻译家对这一“文化入侵”有没有做过抗争呢?有的。比如近代翻译大家严复,就曾极度抵制借用日语词汇,并搞了一套自己的翻译词:他把资本翻译成“母财”、经济称作“计学”、进化称作“天演”、社会称作“群”……然而,即便不做太多的传播学分析,单从人的语言直觉,也不难看出“严译”的词汇普遍晦涩难懂,相比于“日译”反而更不像中文,难怪会在后来的较量中被“日译”完全打败。
　　中国的翻译者为何会在翻译运动中输给日本人?过去,我们往往将之归结为日本明治维新比中国同期的西化改良运动更成功的缘故,但《日本的汉字》一书却指出,这个结局有着更深层的因素。
　　汉字大约是魏晋时代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起初,日本掌握汉语文字的人很少,仅限于掌管大和朝廷记录事务的史部人员。这些人多数是通晓汉字的“渡来人”(4至7世纪从朝鲜半岛和中国来到日本列岛的移民)及其子孙。到7世纪时,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先后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进一步促进了日本人汉字能力的提高。
　　与很多国家单纯地将汉字作为一种外来文字生搬硬套不同,日本很快就开始了对汉字的本土化研究。8世纪时,日本空海和尚从中国留学后回到日本,仿照汉文的草字体创制了草书字母——“平假名”。日本政治家吉备真备到中国朝圣后,也利用汉字的偏旁结合日本语的发音,创造了楷书字母——后来被用于拼写外来语的“片假名”。两者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本土文字的出现。
　　除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发明,日本人还按照自己理解制造了很多“和制汉字”,其中有一些因为造得好,甚至反传入了中国,比如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腺”这个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和制汉字”。这个字诞生于距今约200年前的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从荷兰传来的西洋医学颠覆了日本人过去基于中医的医学观,为了翻译荷兰语中“klier”(腺体)这个词汇,日本人按照汉字造字法大胆地新造了“腺”这个字,并定义其与“泉”同音,取“人身体上的泉水”的意思,显得既形象又生动。汉语中“腺”之所以发“xian”这个音,也是因为日语中“泉”的发音就是如此。
　　透过“腺”字的发明等故事,《日本的汉字》一书带我们认识到了日本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曾出现过一次向西方学习的“兰学热”,当时的日本翻译家就已经开始了对西方词汇第一轮翻译的尝试,因此与鸦片战争之后才被迫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不同,日本人在翻译上是有备而来的。日本人引入西方概念之后,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正如《日本的汉字》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对于汉字的学习和创造,哪怕在现代也没有完全停止,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创造,赋予了日本汉字别样的生命力和“反哺”汉语的机会。
日本的诞生:日本真像我们想的那么“中国化”吗?
　　早期日本的历史,只能从中国的史书和东亚各国的古代文献中略窥一二。《日本的诞生》一书从“日本”国号入手,按照“倭”到“日本”的发展脉络,讲述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诞生的过程。其间,派遣遣隋(唐)使、发现金矿、引进姓氏制度、建立律令制、佛教传入、创造假名文字等大事件,都对日本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中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各国的交流尤为重要——既有文化贸易往来,也有纷争与战乱。早期日本国家的特点、日本民族的个性正是成形于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今日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其根源也深埋于这段古老的历史之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这本书中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
　　比如它将日本金矿的发现视作日本诞生过程中尤为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一种在东亚极为稀缺的贵金属,金矿的发现不仅为日本带来了极多的淘金者(“渡来人”),也为日本早期对亚洲大陆的贸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交易物。这种矿物资源犹如一针兴奋剂,极大推动了日本发展。
　　再比如,一般观点往往会认为,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一次学习——遣唐使,是日本主动的学习行为,极度发达的唐朝令日本主动敞开了自己的国门进行“唐化”。《日本的诞生》一书却指出,日本在公元7世纪的“唐化”,其实也是一场类似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被迫”过程。在此之前,日本军队刚刚与唐军在朝鲜爆发了白村江之役,这一战不仅以日方的大败亏输告终,还彻底终结了朝鲜半岛的固有格局。与日本交往密切的新罗、百济等国的相继覆亡,让日本统治者认识到如果不向唐朝学习,就将面临相似的命运。因此,随之而来的日本“唐化”运动,其实是一次比明治维新更为剧烈甚至有些仓促的改革。唐朝包括律令制在内的很多制度,几乎还没来得及了解其真正含义,就被“遣唐使”引入日本进行推广。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同于朝鲜、越南等国的汉化持久彻底而连绵不断,日本的“唐化”很多时候是流于表面,在短时间之内汹涌而来,随后再经过漫长的时日按照自身的理解进行消化、吸收,这种模式就是作者所谓的“唐风影响下的国风化”,中国的元素时刻存在,但又在日本这方独特的水土上产生了扭曲和变异,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国风”。这种模式在东亚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相似例证的。
过劳时代:以日本洞见人类未来的“洞见之书”
　　如果说《日本的汉字》和《日本的诞生》这样的书籍谈的都只是日本作为一国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像《过劳时代》则是在借日本谈整个人类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如今,“996”“过劳死”刚刚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然而类似的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日本引发了广泛讨论了。掀起该场讨论的,正是《过劳时代》一书的作者森冈孝二。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森冈孝二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中,人们似乎失去理智地讨论着“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森冈孝二却清醒地从中看出了危机。1989年,他独立推算出了日本每年因过劳而导致死亡的人数为一万七千人,这比当时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还多。他的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劳死”这个话题开始在日本引发热议。
　　森冈孝二指出,过劳时代的出现有四个原因:首先,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第二,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讯手段,同时也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第三,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这种消费资本主义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第四,信息时代的经济模式一方面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
　　该书给中国读者最大的震撼,莫过于作者在书中对于日本文化在“过劳时代”负面影响的评价。森冈指出,日本文化中强调人应当勤奋、尽力、精益求精的精神,在越发激烈的竞争和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很容易给人造成无穷无尽的工作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相比于欧美更加“过劳”的原因所在。作者这种断言,难免也引发我们深思——作为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对勤勉、奋斗的赞许丝毫不亚于日本,那么类似的情况是否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在中国出现呢?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为镜又能照见什么呢?《岩波新书精选》系列其实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但掩卷深思时,我们照见的是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