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宏

　　父亲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也写了一辈子书,一辈子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时候,我老家和邻居家没什么区别,小院落、砖基础、土坯房、花棂窗,唯一不同的是父亲在西北屋单独收拾出一个通间的书房。屋门镶嵌着玻璃,冲门一张八仙桌、一条靠墙搁几、一张木床、一个旧式立橱、一部留声机,北墙正中挂着一幅松竹梅中堂,看上去摆设简单,所不同的是搁几上、立橱里,甚至角角落落都堆满了书报杂志,还有父亲创作的小说手稿。后来,家里陆续添置了座钟、缝纫机、收音机,也都放在这间屋里,虽然无法和现在相比,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农村也绝对够得上小康之家。那时,父亲已调回本村教书,平时在这间屋里看书、备课、待客。
　　我从小就喜欢这间屋,觉得屋里的一切都很新奇,有时还领着玩伴进来炫耀一番。等上学识字了,我就更喜欢这间屋了,一有时间总爱在屋里翻父亲的“家底”。父亲的书屋就像一个百宝囊,报纸、杂志、小人书、理论读物、古典小说,线装的、竖排的、繁体的、油印的……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我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兴奋至极。正是从这些读物里,我逐渐了解了父亲,逐渐认识了外面的世界。
　　父亲曾经说,在这些藏书和手稿里,他最满意的是一套保存完整的线装本《二十四史》。那时我对文言文一窍不通,并不知道它的价值。最让父亲遗憾的是他辛勤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没有出版。小说以天津市井生活为背景,描写的是在日寇铁蹄下一对地下工作者的革命经历和恋情。因为父亲少年时期曾在天津求学,后来还在日本人开的铁厂当过司磅员,对当时天津的社会状况非常了解,所以在小说里似乎可见父亲的影子。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曾多次带着手稿到北京商讨出版事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小说最终没能出版,父亲一气之下把手稿扔到角落里再不愿提及。
　　然而,这充满知识的“宝库”却在一夜之间清空了。那是“文革”初期,村里有了传言,认为我们家是书香门第,父亲又是知识分子,“四旧”的东西肯定少不了。那段日子里我注意到父亲经常呆在书房里魂不守舍,似乎想采取什么行动却犹豫不决。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听到父母和本院的五叔低声说着什么。五叔是村里的代课教师,也有一手做二踢脚的好手艺,四里八乡都知道他做的质量最好,可那一晚父母会和五叔商量什么呢?第二天,我到父亲的书房里一看才傻了眼,只见屋里一片狼藉,空空如也,父亲的藏书多数都不见了。我近乎发疯地追问母亲:“那些书都哪里去了?”母亲平静地告诉我:“卖给你五叔了。”书保不住了,扔到大街上付之一炬,还不如换点爆竹听个响声。我当时就哭了,我恨父亲这么轻易地把书卖掉,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那些书籍。听母亲说,后来村贫协几个头头曾几次到我家里搜查,翻来翻去,除了马列、毛泽东选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几乎一本也没找到。只可惜,父亲半生心血积攒的两麻袋书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也成了父亲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我深知,父亲和父亲的书屋是我认识世界、走向社会的第一任老师。从上学到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教师到走上领导岗位,一路走来,买书、看书、藏书、写作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寻常而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