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司马光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往事越千年,一转眼,“砸缸好少年”、《资治通鉴》的编者、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司马光诞辰已千年。《司马光全集》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的《资治通鉴》标点本也将迎来世纪大修。千年司马光,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启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　七岁就见义勇为,当了一辈子道德模范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的父亲名叫司马池,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进士,天禧三年(1019年)任光山知县,当年十月生下第三子,因其生在光山,所以取名为司马光。他六岁时开始读书识字,特别喜欢听老师讲《左氏春秋》,回家后还向家人转述。
　　《宋史》给他高度的评价:“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宋朝,司马光是一个道德模范形象。七岁那年,他成为“感动大宋”年度人物。
　　当时,一群小孩子在县衙大院里嬉戏玩耍,一个顽皮的小孩爬到大缸上面,结果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由于事发突然,其他的小孩子都吓得跑掉了,只有司马光非常镇静,他捡来一块石头,将大缸砸个大洞,缸里的水流出来,失足跌落缸中的小孩得救了。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快就传到京城开封及洛阳等地,有人还以司马光的事迹为蓝本,创作了“连环画”广泛发行。不过,《宋史》记载,当时司马光救人的举动叫“击瓮”,而非“砸缸”。大概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小学国文教科书讲述这个故事时,才以缸代瓮,称“击缸”“打破水缸”或“敲水缸”等。
　　司马光祖上“不差钱”,但他生性不喜华靡,素以俭朴自守。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住在城郊西北一个小巷中,居所极为简陋,仅能挡风遮雨。夏天为避暑热,他请工匠挖地丈余,用砖砌成地下室,在里面读书写作。大臣王拱辰当时也住在洛阳,所建宅第凌天高耸,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康节则打趣说“一人巢居,一人穴处”。
　　别人是假公济私,司马光是假私济公。司马光从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就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仁宗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财宝。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紧张,便领衔上书请免。力辞再三未果,只好将自己那份珠宝交谏院充作公费,金钱接济了亲友,自家分文未留。
　　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累死在宰相任上。宋代官员的工资很高,司马光月工资大概在三百贯左右,放在现在,月薪上万是有的,这还不包括各种补贴。仁宗、神宗、太后等给予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为官四十年,司马光仅有薄田三顷,所得薪俸大多周济了穷人。妻子去世时,竟拿不出钱来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司马光临终时,一朝宰相居然家贫如洗,枕间只有《役书》一卷。
　　苏东坡以司马光为原型写过一首诗:“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意思是吃完饭把剩饭剩菜打包带走,一点都不浪费,可见司马光是“光盘”行动的先驱。
　　他曾留给侄子司马康一篇家训《训俭示康》,“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名气丝毫不亚于《资治通鉴》。
>>　300万字《资治通鉴》,他逐字评审编写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共249卷,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中国历史,与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这部历史巨著的创作,与王安石变法颇有渊源。
　　起初,王安石的变法跟司马光并没有太大冲突。1071年时,司马光的好友直言王安石的弊端而被罢黜,他感到十分不满。于是司马光选择退回洛阳,不再公开谈论政事,一心编纂《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家里面,司马光是最懂政治的,没有之一。因此,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历史、解释历史,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克服积贫积弱走向富强,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解决现实困局之道,是司马光编书的初衷。
　　为了写这一篇幅巨大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看各种历史著作300多种。《资治通鉴》全书有300多万字,在19年时间里,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绝不假他人之手。
　　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资治通鉴》手稿,文字是司马光亲笔所书,有29行465字,每个字都一丝不苟。据说全部原稿,足足有两间屋子,可惜现在只剩下这一角了。
　　《资治通鉴》里,秦汉、隋唐这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三段分裂混乱的历史曲折,司马光悉数记述,井井有条,甚至我们今天要阅读战国至五代这一段中国历史,仍找不到可以取代《资治通鉴》的书。
　　这套书的现实指导作用更为人所称道。针对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这个千古难题,《资治通鉴》突出了这两个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司马光认为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他因此强调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又说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作为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于1954年9月展开工作,由顾颉刚、容肇祖、聂崇岐、王崇武、郑天挺等学者分工协作,进行分段、标点,1956年正式出版,长期风行海内外。
　　标点本《资治通鉴》出版六十余年来,基本未作修订。今年11月8日,由中华书局主办的“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纪念暨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继修订“二十四史”之后,《资治通鉴》的修订也终于被提上日程。若干年后,人们有望见到一套标点准确、校勘精审、阅读方便的点校本《资治通鉴》。
>>　与王安石“相爱相杀”　　　真君子不惧论争
　　司马光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称作“保守派”“顽固派”,然而,真实的历史并没那么简单。
　　北宋中期,朝廷深受冗兵、冗员、冗费之苦,辽和西夏长期威胁宋朝的北方和西北,问题重重,积贫积弱。如何化解矛盾,让本朝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们念兹在兹的心事。拥有《资治通鉴》洞见水平的司马光,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反对变法。
　　其实,司马光也希望改变,他承认“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曾讲自己和司马光是“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只不过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司马光觉得太极端了。
　　王安石变法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教训,尽力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角度开展改革,走先易后难的路子。他一心富国强兵,推出青苗法、募役法、市易务、农田水利法等改革措施。
　　司马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国家总财富基本是不变的,王安石的变法是把民间的财富以变法的名义收归政府,与民争利。这与“藏富于民”的宋朝基本经济国策相悖,也不符合百姓的利益。
　　王安石何尝不想让百姓富足安康,只是当时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国若不国,民何以堪?可是,变法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个利息比民间借贷的利息低得多,但也达到年利率40%的水平。在具体操作上,不少地方发生了强迫农民贷款的事情,加重了农民负担,一时搞得民怨沸腾。
　　毫无疑问,王安石的变法动机和思路是先进的、正确的,但是他低估了改革的难度和持久度。王安石过于急于求成,尤其在选官用人上,谁支持变法就提拔谁。很不幸,他们中虽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升官。因此,变法措施在执行中变了味,反而让宋朝雪上加霜。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实状态的理性认知,更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并不反对改革,只不过他的姿态更低,追求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而已。
　　有个例子可以看出两人的分歧:宋朝经常赏赐官员,加重了财政负担。司马光提出可以不用给官员物质赏赐,而王安石则想着通过征税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国库就有钱赏赐官员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斗了十几年,但都是君子之斗,两人只是政见不同,都是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社稷。王安石比司马光早去世半年,补任宰相的司马光请求朝廷厚葬王安石,追赠其为正一品太傅,肯定了这位老对头的功绩。
　　作为王安石的继任者,司马光只在宰相位子上坐了几个月。他几乎废除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法,可让现代人理解不了的是,司马光的行为当时得到了老百姓的绝对拥护。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谥号“文正”,整个宋朝拥有这一最高谥号的人只有九个。《宋史》记载:“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一个天真,一个圆熟；一个想开拓,一个想守成。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欢喜冤家被千年时光紧紧拴在了一起。20世纪,王安石成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地位空前抬升,而司马光则遭遇了过多的负面评价。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走过1000年,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司马光,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