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义宁的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他们第一代做官、第二代作诗、第三代做学问。这种选择的背后,隐藏着太多家国旧情、兴亡遗恨。义宁陈氏,已超出了文化世家的概念,而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抵抗太平军
家族声名鹊起
　　陈寅恪祖上本是客家人。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福建上杭迁入江西义宁(今江西修水)。
　　那个时代,举家外迁的日子并不好过。当地土著排外情绪强烈,有的移民落户几十年,田地房舍齐全,粮食税赋如数缴纳,依然不准入籍、不准应试、不准当差。面对举步维艰的状况,陈家人凭着勤奋和精明,最终还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对陈家来说,咸丰元年(1851年)是永远值得骄傲的一年。这年秋天,陈宝箴以南昌府义宁州学“附学生”的资格参加恩科乡试,榜上有名,对陈宝箴本人和他的家族意义都非同小可。在他中举之前,陈家已有四代子弟名落孙山的痛苦记忆。陈宝箴的成功,使陈家终于摆脱了文运不利的阴影。
　　然而,正当陈家展望前程、踌躇满志时,在广西金田,另一支客家后裔借着“拜上帝会”领袖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之际,宣布建立太平天国。
　　短短三年时间,大清帝国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靠着一套土洋结合的理论,洪秀全创建了新的政权和制度,也创立了新的信仰和文化。
　　对义宁陈氏而言,这场动荡和危机,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机遇。
　　地处“江楚之交,实为江西西南门户”的义宁,注定被时代置于刀光剑影之下。邻省乡绅组织团练自保的法子,让陈家找到了乱世中的救命稻草。此后,由陈家组织的义宁团练与太平军对峙数年,一时间,义宁陈氏名扬四方。
　　叙述陈寅恪的家世,其曾祖陈伟琳、祖父陈宝箴参与镇压太平军一节始终无法回避。由这个家族的选择,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去解读太平天国的失败。
　　洪秀全在一次次名落孙山之后,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对宗教的改造；与他大不相同,义宁陈家虽然也是屡屡科场失意,却凭借着长期保持的坚韧和执着将希望代代相传。当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广西客民中如鱼得水、渐成星火燎原之势时,义宁陈家却仍在坚守着数百年前先辈制定的三十三条《陈氏家法》。
　　《陈寅恪家史》作者张求会认为,乡绅与官僚制度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自然纷纷投笔从戎、组建民团抵御太平军；太平军在局部地区的道德放任、纪律松懈甚至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也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各界自觉自愿反抗。
　　除此之外,乡绅与“天王”之间、民团与团营之间所进行的战争,更是一场关系到正统价值观念、社会准则以及现存社会秩序命运的殊死搏斗。这一方是传统文明的正统而自觉的承受者和延续者,那一方却是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挑战者和改造者。
　　价值观的冲突,使得太平军占领控制的地区与广大乡村之间出现文化和情感上的鸿沟,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清王朝反而成为一般正统士子保存文化传统的某种寄托。
力推洋务运动
成于此败于此
　　咸丰四年(1854年),57岁的陈伟琳为抵抗太平军耗尽了心力,过早离开了人世。
　　他的儿子,也就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守孝三年,此后两次应试未中。而立之年,事业尚未起步,这让陈宝箴有些郁闷。他决定留在京城,等待下一次科考机会。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因英法联军日益逼近北京,咸丰帝被迫自圆明园北走热河。陈宝箴忧于时势,向军机处上呈了六条防守策略。恰逢此时军机处正为通州粮仓屡遭贼寇劫掠而苦恼不已,陈宝箴建议“设传驼更运”,大量仓粮得以安全转移,大大提高了陈宝箴的知名度。
　　可是,危机还没解除,更大的危机又来了。九月初的一天,陈宝箴正在酒楼里吃饭,远远望见圆明园一带火光冲天。店中的酒客议论纷纷,陈宝箴竟痛哭流涕,顿足捶胸,令四座震惊不已。
　　国难当头,内忧外患,陈宝箴哪还有心迷恋功名?随后,陈宝箴回到江西探望老母,又奔赴湖南投奔湘军首领曾国藩,终于一步步在官场高升,开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传奇一生。
　　如果说曾祖、祖父、父亲当年的舍弃科场更多的是为了家族崛起,那么陈宝箴的这一次舍弃,更多的则是为了拯救国家的不幸命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宁陈氏数代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再现了儒家传统在家族史上的道德烙印。
　　一路摸爬滚打,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成了封疆大吏。那时,历经甲午战败,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正推动维新变法。地方上的总督、巡抚知道光绪皇帝没啥权力,基本上都站在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这边,对光绪帝的变革阳奉阴违,隔岸观火。
　　只有陈宝箴表现最为积极。他大刀阔斧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贪鄙的官吏,兴办工商实业,开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以启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百废俱兴,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任湖南巡抚三年,是陈宝箴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可是好景不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通缉康有为、梁启超,杀死“六君子”。陈宝箴因为拥护皇帝变法,被视为“帝党”和维新党,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这一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回江西老家。
　　陈家父子废寝忘食、苦心经营,换来的维新事业,一夜之间被彻底摧毁。至此,父子二人的政治抱负彻底消磨殆尽。百余年来义宁陈氏遭逢的最大不幸,就这样来临了。
　　陈宝箴为官清廉,不菲的收入都用在了兴办实务之上,自家日子过得极为拮据。罢职后以及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
　　1900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陕西。就在这一年,陈宝箴在失意、抑郁中去世。
　　所幸,纵然各种规章制度可以被一夜推翻,官吏可以被全盘清洗,但是风气一开,总是再难关住。
　　曾在时务学堂肄业的学生,不少人日后都在不同的领域成就了一番名垂青史的伟业。他们当中,既有以蔡锷为代表的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豪杰,也有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终生奋斗于进步事业的民主志士,还有以杨树达为代表的创造一代学术高峰的国学大师。守旧士绅将时务学堂视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其实是对时务学堂的最好评价。
以文化遗民自诩
却努力瞭望世界
　　戊戌之后,家国之痛,让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再也无心仕途。他定居南京,栖身于“散原精舍”。此后,除了为筹办、主持南浔铁路修建而奔走、操劳,陈三立几乎将全部的精力用于诗歌创作,成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
　　陈三立虽被清廷革职,但仍以孤臣孽子自许。辛亥革命后,他为一些清室故臣所作序跋、墓志中,对清之覆亡表示痛惜,而对武昌起义却抱对立情绪。
　　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辛亥革命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的“粤寇”,如今的“乱臣贼子”,在陈三立眼中无疑都是摧毁文明教化和社会秩序的“罪人”,自然都要口诛而毋庸讳言。亲身经历过流离之苦的陈三立,对激进的革命充满了恐惧和仇视。
　　尽管如此,他却尽可能送陈寅恪等几个儿子出国,去接受与故老传统迥异的西学,并且还寄予厚望。这是一个缩影:新旧交替中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面貌变得异常复杂。
　　关于这一现象,张求会认为,捍卫传统文化根基与“立富强根基”之间,可以归纳为“中体西用”的维新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变革之道有所区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身体力行的是不伤及国体的渐变之路,接近于曾、郭而不同于康、梁。
　　这一点可以从陈三立后来的表现看出来。陈三立有句诗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虽然刻意远离政治,但他的家国情怀并没有就此黯淡,面对神州动荡,从未真正当过“袖手人”。
　　1932年,陈三立住在庐山,正值“一·二八”事变,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陈三立昼夜不宁,每日阅读报纸了解最新动向,甚至在晚上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的话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城。陈三立再三表示:“我决不逃难!”
　　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纳陈三立,百般游说,他皆不应许。探子日伺其门,陈三立大怒,让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他从此绝食五日,以身殉国,享年85岁。
　　这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家族。陈宝箴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牺牲品,陈三立是民初遗老群体的同路人,而陈寅恪是文化遗民,他们都有心忧天下的情怀,而都恓恓惶惶,失意于当时,令人扼腕。
　　陈寅恪骨子里一直有种悲伤主义。社会学讲“原生家庭”,戊戌政变发生时,陈寅恪九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家族遭遇或许会对九岁的陈寅恪在身心上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影响,而且影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由此分析,陈寅恪一生的种种选择和种种主张,都能找到“原生家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