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40年后,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于近日重获捷克公民身份。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小说《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笑忘书》等,在这些文字中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陈占敏
　　其实,米兰·昆德拉最好的作品并不是那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是《玩笑》。只因为前者的书名可以成为一句流行语,被人学说,捎带着书也流行起来；而后者的书名似乎太平常了,便被人漠视了。可是,《玩笑》实在是值得重视的。
　　米兰·昆德拉亲身经历了专制之苦,所以,他一进入批判专制的领域,就有了别人所缺乏的敏锐、犀利和力量。如果米兰·昆德拉仅止于写大墙内的黑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他就跟同类作家——比如索尔仁尼琴——差不多一样了。可贵的是米兰·昆德拉用他独特的笔法,写出了另一种大墙内禁锢的生活。怎么也忘不了像受难的天使一样的露茜出现在铁丝网外边的情景,有了那一刻,大墙内的折磨似乎可以抵消了。露茜的定时出现,不只是给予她的恋人精神慰藉,她让大墙内的集体同时拥有了节日般的一刻。露茜,她像一缕日光,透过层层阴云,照射进黑暗的地狱。透过铁丝网洞,她给予自己的恋人甜美的一吻,但她却拒绝给恋人最终的幸福,她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不是人间的疗法能够医治的。她是天使,受难的天使,只有在天堂,从上帝的花园里借来甘露,才能治好她心头的重创。有了露茜这样一个形象,《玩笑》卓立于同类作品之上,让人永难忘记了。
　　过去了十九世纪的那一批文学巨人,米兰·昆德拉的出现带来了一股特异之风。米兰·昆德拉是用智力写作的,他精心结撰,精心编织,处处显示出一种用力经营的轨迹。他好像具备了两副眼光,一副感性,一副理性。他用感性的眼光观照生活,描述生活过程,又用理性的眼光随时对生活进程予以审视、扫描和分析,而生活进程,也被他理智地安排,编制程序,像演算一道数学题一样,精确无误,走向最终的结果。《告别圆舞曲》中的不育疗养院,大夫用注射器给不育的女性注入他的精液,使之怀孕；护士露辛娜跟小号手克利玛一夜偷欢,怀孕后她断定是小号手的孩子,而她同时却拥有另一情人——电器维修工。不育,受孕,偷情,堕胎,便交叉对应地编织起来,似乎扑朔迷离,其实都在作者的精心结撰之中。米兰·昆德拉用心操纵着人物行为,一步不差,各自走向自己的终点。
　　细心寻绎,会发现米兰·昆德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承继了不少,他们都指向了人的灵魂。米兰·昆德拉对人的灵魂不止于分析,而进入了解剖,他是大夫,持手术刀,大亮着无影灯,辨微识著,要切除现代病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圣徒,握皮鞭,拷问灵魂,直逼向人类的原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宗教的,而米兰·昆德拉是哲学的。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的是宗教的热情,甚至狂热；读米兰·昆德拉,一刻也不能放松,漏过一处,就无法接续前后,读得很累,但是自有其魅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揣想那些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流行语挂在嘴边的人,大约并没有耐心,能把米兰·昆德拉的书读下来。娱乐时代,快餐式阅读已经难以维持了,有多少人能在耐心的阅读中领略文学魅力呢?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小说星系中,米兰·昆德拉是一颗异星,放射着独特的光彩。他独创了一种分析推理式叙事方式,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中出现,到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蔚成大观,一再运用,直至全部。他的叙述是分析,分析也是叙述。他顽强地突现着叙述者,小说中的生活为“我”服务,“我”随意地驱遣着人物、事件、细节,“我”叙述着,分析着,议论着,作品是以“我”为中心结撰的。读他的小说,总是会看到同一个人站在那里,为我们指认和辨析。米兰·昆德拉一反那种作家要尽可能藏起来的小说做法,他不仅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出现,他还要让人看到叙述者,他即便无意于此,他的实际也未免如此。
　　《笑忘录》应该还是不错的作品。米兰·昆德拉既然是外科医生,手持了手术刀,开了无影灯,他就会把细节放大,使病灶暴露无遗。葬礼上那顶帽子就被尽力地放大了。葬礼上,妻子、儿子和女儿在哭,棺材放进了墓穴,致词人要念悼词,恰恰在这个时候,狂风把克勒维斯爸爸头上扣的那顶帽子刮起来,把它吹到了墓穴和站在第一排的死者的家人之间,于是,那顶帽子夺去了在场的人和我们的视线,谁都无暇他顾了。帽子成了这场葬礼的焦点。风仍然在刮,把那顶帽子吹得更远,落到致词人脚下。捡不捡帽子让克勒维斯爸爸尴尬为难,不知所措。又刮起一阵风,帽子慢慢地滚到了墓穴边沿,克勒维斯终于决定了,用力迈出一步,伸出手臂,要去抓帽子,帽子却又吹起来,顺着墓穴的边,落到了墓穴里边。致词人用庄重的声音念出那最重要的一句:“维克多·帕塞尔,爱你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安息吧!”压抑不住的笑声却同时爆发出来,因为这时候那顶帽子已经落到了棺材顶上。庄重被戏谑打破,死的尊严被“笑忘”打破,一顶帽子的细节放大,胜过了万语千言。
　　米兰·昆德拉似乎对帽子格外重视。中国的胶东地区乡间有言:头上顶的,脚上蹬的,人就这两样。头上戴着的帽子关乎尊严,脚上穿的鞋子有关立场。在米兰·昆德拉那里,也有这样的“帽子情结”吧。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不朽》中,他写了歌德和贝多芬的“帽子事件”。
　　那是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在写给她的朋友赫尔曼·皮克勒－穆斯科伯爵的信中讲的一件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1812年,贝多芬来到特普利采小住几天,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歌德。他们正沿着一条林荫道一起散步,忽然看到皇后出现在他们面前,还有她的家人和宫廷人员陪侍在旁。一看到这些人,歌德不再听贝多芬讲话,站下来,闪在一旁,脱下帽子,贝多芬却把自己的帽子往下拉了拉,皱了皱眉,毫不减速地朝那些贵族走去。那些贵族倒是站定了,让贝多芬走过去,向他致敬。随后,贝多芬转过身来,等待歌德,并向歌德谈了对他这种奴性举止的想法,像训斥一个毛孩子一样训斥歌德。“脱帽致敬”,脱帽不脱帽关系到人的尊严,自尊和他尊都在其中。对于一个作家、诗人,还不能光看他的作品如何,还要看他的人格。“艺术上的伟人,魏玛公国的庸人”歌德曾经被恩格斯批评过,他和贝多芬面对贵族的不同表现,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确凿无疑。莎士比亚说:“高于一切的真理,就是忠于自己。”歌德和贝多芬忠于的都是他们自己吧。
　　米兰·昆德拉是流亡作家、移民作家。20世纪的流亡作家、移民作家构成了一种独放异彩的文学现象,值得研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文论专著《被背叛的遗嘱》中,专门写了“移民生活的算术”一节,写了约瑟夫·康拉德、博许斯拉夫·马蒂努、贡布罗维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移民作家、艺术家临终的选择。在作家中,纳博科夫像米兰·昆德拉一样,也是以特色著称的。纳博科夫在俄国生活了二十年,在欧洲二十一年(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在美国二十年,在瑞士十六年。他明白无疑地再三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国公民、美国作家。他的遗体安息在瑞士的蒙特勒。他没有安葬在他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前苏联。《被背叛的遗嘱》是米兰·昆德拉最好的文论著作。他专门写“移民生活的算术”,是吐露他流亡作家、移民作家的心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