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烈茂

　　历史常有巧合之事。
　　古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甚少。但是,如果拿中外文学发展史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巧合。
　　譬如,中国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于1616年去世,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也恰巧在这一年逝世。1616年,东西方两颗戏剧家巨星同时陨落,这不是很凑巧吗?
　　在这百年前,即16世纪初年,另有一个巧合,也很使人惊奇。当时,又是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英国几乎同时各自出版了一部表现乌托邦梦想的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就是《水浒传》和《乌托邦》。它们的主题、情节、人物都不一样,但表现乌托邦梦想这一点不谋而合。
　　《水浒传》的出版年代,学术界一向有争论。前几年,刘知渐先生经过深入考证,找到一份铁证,表明《水浒传》书名的出现,不会晚于16世纪初年。这份铁证见于明人熊过的《南沙先生文集》里的《故相国石齐杨公墓表》,表中写道:
　　豹房义子(在豹房工作的人,被皇帝收为义子)多与诸贼通……群贼先时则已冒入禁内(皇宫内),观豹房游幸所在,及内廷动静举闻。或说(刘)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有人建议刘七等人仿效《水浒传》中的宋江通过名妓李师师向皇帝要求赦书),遂阴结上所幸通事王永(太监)。(齐)彦名遂潜见上豹房(刘七因而派齐彦名到豹房见了明武宗),事发,下狱,杖永杀之。
　　这件事发生在明正德五六年间(1510—1511)因此可以推断《水浒传》的出版最晚不迟于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
　　英国的《乌托邦》出版于1516年。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他14岁进入牛津大学,深受柏拉图《理想国》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于1515年写成《乌托邦》,书名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所谓《乌托邦》,意思是“乌有之乡”,也就是“空想”。莫尔借一位远洋归来的葡萄牙水手和旅行家之口,描述了一座建立在新月形大岛上的乌托邦社会。《水浒传》描写的理想世界——梁山,也可以说是个岛,周围有八百里水泊。山水相连,合称梁山泊。与“乌托邦”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实有之地,在今天山东省梁山县境内。当然,《水浒传》里的梁山泊是艺术的创造而非写实。梁山泊之险在水不在山,梁山山高不够二百米,少有悬崖怪石。为了表达乌托邦梦想,《水浒传》作者把它描写成山高路险、设有三关六寨,雄伟壮观,以示“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
　　由于当时东西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作者思想性格不同,因此东西方创造的两个乌托邦社会也有很大的差异,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点:
　　一、揭露批判的对象有所不同。《乌托邦》愤怒控诉的是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圈地、“羊吃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而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是广大贫苦农民,他们一个个被赶出家园,沦落为乞丐、盗贼和流浪汉。《水浒传》揭露和抨击的则依然是千年古国的老毛病。奸臣、贪官、虐吏和土豪劣绅,秦汉以来这伙社会蟊贼一直在中国大地作孽。到了宋末又“误走妖魔”,使众多的英雄流落江湖,落草为寇。令社会动荡不安的正是奸臣、贪官这伙戴着官帽的蟊贼。
　　二、探究社会祸害的根源认识有所不同。《乌托邦》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深信“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它只是一般地反对私有制,还没有具体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水浒传》则认为权奸统治集团是社会黑暗的万恶之源。它也未能触及专制制度的根本问题。
　　三、追求的社会理想有所不同。《乌托邦》构造的理想国是一个彻底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财产公有,分配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还存在奴隶制和殖民地。《水浒传》所向往的梁山泊理想世界没有《乌托邦》写得那么具体,它只提出了一些原则,没有完全化为形象图画。它的梦想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夫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政治上比较平等。“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人伦关系上提倡互助互爱,同心协力。有财均分,有福同享。不分彼此,“无问亲疏”。经济上趋向于平均。但没有触及剥削的问题。
　　四、设计的理想人生有所不同。在《乌托邦》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不分男女,一概亦工亦农。其中,较繁重的活计由男子充任,较轻者由妇女负责。国家特别重视教育,人人从小都得到良好教育,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工作以后仍需不断学习,促使人得到自由的全面发展。《水浒传》针对中国社会人才被扼杀被埋没的情况,提出人“各有偏长”“随才器使”的人才观,希望专长、特技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只考虑到英雄好汉专长特技(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的发挥,广大劳动者还没有进入作者视线之内。“乌托邦”和“梁山泊”尽管都只是梦想,但它促使人们追求理想的鼓舞力量不可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