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年如梦过也无风雨也无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电视剧《清平乐》上映,吴钩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出版,千年后,宋仁宗迎来了“高光时刻”。
　　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韩琦……四十二年间,众星捧着他,把大宋王朝推向了巅峰。多年后,宋人依旧向往那段“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的日子,然而,“仁宗盛治”“嘉祐之治”的梦,始终是场梦。
　　熟悉的陌生人
　　宋仁宗是谁?恐怕是多数人听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
　　作为皇帝,他的存在感实在太低。且不说秦皇汉武、康熙雍正乾隆,就算北宋王朝里,人们更熟悉的也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就连倒霉蛋宋钦宗,也因“靖康”这个年号被人所知。
　　唯独宋仁宗,做了四十二年皇帝,一个北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却没啥话题。以至于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他当主角。
　　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宋仁宗并非克己复礼的圣人,与张贵妃的爱情故事够刻骨铭心,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不见有诗人写诗吟咏,也不见民间文人编排成动人的戏剧。
　　最直接相关的是“狸猫换太子”。故事里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故事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实际上,四十二年的江山坐下来,传奇并不少。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呼家将故事、狄青故事,都发生在宋仁宗时代。
　　就连讲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浒传》,也是从仁宗朝写起:“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在这些故事演义中,宋仁宗总是充当“背景板”,出演“路人甲”,从未唱主角。
　　这倒可以理解。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缺乏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业绩平平。
　　他十三岁继位,此后十一年里,朝廷被刘太后掌管。即便亲政后,“成绩单”也不好看。废后、拒谏、党争、民变、兵败,里里外外都是焦头烂额。
　　他的一生更是平淡,像极了他的性格。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之需,他甚至不会踏出宫城。清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评价宋仁宗和宋徽宗:“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无聊无趣、没什么工作业绩和主心骨的太平天子,却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在仁宗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朝,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百姓生活安康……
　　他的执政后期,经济繁荣、文教发达、科技兴盛、政治清明,达到了北宋统治的巅峰,留下了“嘉祐之治”的美名。
众星捧月的时代
　　宋仁宗的成功密码,在于一个“仁”字。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宋史》给出的盖棺论定是:“《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仁慈、宽厚、大度、包容。他的“仁”不是装的,而是大事小情贯穿一生。
　　宋仁宗有一次用餐,正吃着,突然吃到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关心下人。这一点,莫说是皇帝,就算普通食客,也着实不易。
　　仁慈大度的本性,放在政治上同样可贵。
　　包拯曾反复进谏,阻止皇帝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说到激动处,“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口水都喷了自己一脸,宋仁宗仍没有像李世民对魏徵那样,气愤得要杀掉臣子。皇帝之仁到了这境界,也算空前绝后。
　　开明之风换来了士大夫的自由呼吸和“野蛮生长”,一大批精英围绕在宋仁宗身边,正如众星捧月一般。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宋词中,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也活跃于此时。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仁宗时代就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宋代最聪明的两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也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很长。他们共同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作为皇帝,宋仁宗缺乏野心、霸气和手腕,但他节俭、谨慎、宽容,有私德、不折腾。无为而治的风格,为大臣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
　　大多数朝代创建之初,基本上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当国力渐渐恢复,基于专制统治的独占性本质,皇权与无为而治思想自然无法兼容。帝国的巨轮行至中流,依然能坚持无为而治的,着实罕见。
　　宋仁宗的“仁”很可贵,但也不必过于拔高。他的“共治”,本质上还是个人性格使然。
　　史书记载:“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雷人”之处在于,仁宗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看似宰相有了驳回皇帝圣旨的权力,可仔细品品,拿这个当成仁宗开启君臣共治模式、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似的理由,是不是也太过无力?
皇帝当成老好人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东风吹泪洒昭陵。”这是宋人对仁宗的评价。
　　宋仁宗把“守成”二字做到了极致。经历持久的动荡,仁宗给百姓以难得的和平喘息期,大家终于能踏踏实实过小日子了。千年后,一份份华丽的国民经济报表被翻了出来,多少人惊呼:此生愿回仁宗朝。
　　先别急。若生在仁宗朝的百姓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士大夫是幸福的,生在仁宗朝的武官是幸福的,那为什么宋仁宗在历史上得分还是不高呢?
　　来看仁宗朝“逆天”的名臣配置: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狄青、蔡襄……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明代李贽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手握这名臣猛将,宋仁宗却打了把破破烂烂的牌。
　　针对“三冗”问题,宋仁宗推出庆历新政,原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可新政仅持续一年四个月,就被皇帝叫停,半路夭折。反对派不过是在皇帝耳边吹了吹风,宋仁宗就轻易把范仲淹等改革派全部外放贬谪。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作为承上启下的时代,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原本是抑制甚至解决“三冗”问题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条件下不改,一拖又是四十年。留给后世的,就只能是改也亡、不改也亡的悲剧了。
　　有人说,仁宗朝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四十年,人口、土地、财政、国民生产总值刷新了历史纪录,即便“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也纷纷被秒杀。且不说那些数字科学性如何,在华丽的报表背后,有许多问题都被选择性忽视了。
　　冗官问题没有解决,官员越来越多,朝廷每年要拿更多的薪水来发俸禄。冗兵问题没解决,宋太祖时禁军人数只有不到二十万,仁宗时代飙升到八十万,而且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冗费问题也没有解决,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
　　百业兴旺了,家底厚实了,老百姓税负越发沉重,国库里依旧没剩下几个闲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盛治”怕是难言幸福。
　　并非苛求古人。只要宋仁宗愿意,完全有条件把国家带向更好。
　　执政四十多年,内外总体平稳,人才不可谓不盛,军兵多于前代却仅能守土,财赋倍于过往仍入不敷出。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给后人留下一个足兵足食的丰盈府库；后不能如洪武永乐,给周边诸国留下足够大的心理阴影。
　　在遏制西夏的重大决策上,宋仁宗更是乏善可陈。正如苏洵当时以《六国论》劝谏的那样,“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所以说,作为皇帝,宋仁宗算得上称职,却不够优秀,甚至不够良好。
　　问题还是出在“仁”上。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皇帝宽仁是美德,但过于宽仁就近乎柔弱。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管这个叫“无定志”。
　　从人事任免上,就可以看出宋仁宗的缺陷。仅在亲政的那三十年中,两府大臣就换了四十余人,许多大臣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为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结果什么大事也办不成。
　　蔡襄一句“宽仁少断”,评价倒是贴切。在庆历新政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皇帝,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可现实中的宋仁宗,就是太好说话,谁的话都听,一生摇摆不定。
　　如果说宋仁宗成就了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成就了宋仁宗。
　　在“嘉祐之治”中,宋仁宗起到的作用,远不如那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臣们。当时,仁宗皇帝久病,哪有多少心力去操劳政务。所幸宋仁宗摊上了一群有德行、有能力的大臣,不是自顾自地争权夺利,保证了国家机器能正常运转。
　　然而这毕竟不会是常态,更何况,一堆的问题正在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国家机器偏离轨道,已是大概率的事。
　　国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有了病,得抓紧治,绝不能拖,否则就是在透支未来。繁华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一个只有少数士大夫幸福的时代,终究难当“盛世”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