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9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5年7月18日,一本大部头的图书在德国书店上市了,以当时的物价来看,这本售价高达12马克的书并不便宜,买这样一本书的钱可以买到32公斤面包,如果按购买力计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0欧元(约合人民币2400元)。
　　该书且不论观点主张如何,其阅读感受首先就是极差的。曾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整本书中总共出现了16.4万处语法和句法错误。在这本书中,笨重而难以理解的从句、没有必要的文字重复、稀奇古怪的论证、类比比比皆是,到处充斥着强烈而富有侵犯性的语言,夸张、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文风,矛盾、因果倒置以及草率的论证方式。更诡异的是,这本书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完全就是作者想到哪儿说哪儿的一通乱讲,比如在探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崩溃”这种严肃的政治问题时,作者会突发奇想、突兀地花上十来页跟你讨论怎么治梅毒。
　　如此说来,这样一本书应该很快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才对。但谁也没想到,这本烂书很快就登上当时德国的最畅销书榜单,并在之后的20年时间内销售数千万本,成为那个时代的欧洲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书。
　　完成这个“奇迹”的,就是希特勒的成名作《我的奋斗》。
　　是的,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事实是,底层出身的希特勒在骗取德国的最高统治权之前,已经通过出书实现了个人的财务自由。1925年《我的奋斗》首版印刷一万册被抢购一空,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该书已经销售了22万套,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主动购买这本书。所以,希特勒如果转生到现代,一定也是个现象级的营销号作家。
　　大家都会奇怪,这么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语法都不通顺的人,是怎么忽悠了这么多粉丝的呢?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的奋斗》能成功一点都不奇怪,它几乎把现如今爆款网文的那些心法都占全了。
　　首先,《我的奋斗》成功炒了个热点。希特勒在写作该书之前,曾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搞过一次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政变虽然没成,但让他把自己搞成了个小名人。一时间全德国都隐约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鼓吹一些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德国又是有市场的,所以希特勒选在此时出书,很多人确实愿意看看这个“爱国青年”讲了啥——从这个角度说,希特勒的第一桶金就是蹭热点赚来的“爱国财”。
　　其次,《我的奋斗》还搞了个“标题党”,用书名成功地把此书伪装成了一本普通人最爱读的成功学书籍。希特勒原本想将该书定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所进行的斗争》,但这个冗长、拗口的名字立刻被出版商给否了:您要是这样起名,书一本都卖不出去,不如就叫《我的奋斗》——大众都想看看您这样一位“爱国者”是怎么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这个鬼主意立刻被希特勒所采用,虽然书里面充斥了怨恨、咒骂、阴谋论等等负能量,但有了这么个正能量满满的标题,还真就有不识货的父母买回家去给自己孩子当励志书籍看。
　　当然,《我的奋斗》最成功的地方,还在于它精准定位了一批“目标用户”——在经济危机中绝望、焦躁的德国民粹主义中下层民众。它既能够像其他阴谋论一样信口扯谎,还能够把这些谎言串联、编织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系。慢慢地,《我的奋斗》成为一种身份互认的工具,很多纳粹党徒其实压根儿也没耐心和理解力看完这本700多页的大部头,但还是要手持一本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焦躁的社会盲流手持《我的奋斗》逃进极端民族主义这个庇护所当中,希特勒终于靠这本“胡说之书”,凑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赌本。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曾言,以二战欧洲战场损失人口而论,德文版《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单词等于125个生命,每一页相当于剥夺了4700人的生命。1945年后,这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在德国被禁止再版。二战后,同盟国将希特勒文稿的所有权转交给了巴伐利亚州政府,有良心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压着该书的出版权不让任何书商出版。直到2016年,巴伐利亚政府手中的该书版权到期,《我的奋斗》终于被再版了。为了给该书“消毒”,这本原版七百多页的书又被加了长达七百多页的批判性注释,几乎是逐句批驳其谬论。饶是如此,这本书依然被有识之士认为是“应当被永久关闭的潘多拉魔盒”。
　　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有价值、经过严格论证的理论往往令他们望而生畏,而像希特勒那样,将半真半假的新闻和历史掺和在一起,危言耸听地向他们兜售民粹主义“真相”的论述,反而是他们最爱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