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一战被视为欧洲文明的内战,似乎与亚洲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其实,正是因为中国、日本、朝鲜、印度、越南的加入,一战才成了真正的“世界大战”。在新书《亚洲与一战》中,哈佛大学教授徐国琦将一战视为亚洲各国近现代故事的出发点,提出五国有“一部共有的历史”,因一战纷纷打开视野,在战中或战后迎来了民族觉醒。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华工出洋
　　欧洲的“萨拉热窝枪声”,即刻在亚洲有了回响。当欧洲人在一战中拉锯至筋疲力尽时,日本坐收渔人之利,在远东忙着不断扩张。
　　一场牵连了许多国家的战役,在德国控制的青岛爆发,并很快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除青岛之外,日本还夺取了德国在北太平洋的属地: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将德国军队从南太平洋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赶走。这标志着日本不仅作为一个大陆帝国,也作为一个太平洋海上帝国正式崛起。
　　存亡之际,中国不能不表态。1914年8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公告中宣布,中国在一战中中立。过了不久,政府与社会精英看到,一战是中国在国际上建立新声誉、阻止日本占领青岛及向中国扩张的机会,因此又力促中国参战。
　　当欧洲的“1914一代”无辜地走向战争,对即将到来的血腥洗礼毫无知觉之时,中国的新一代感受到了整个国际体系崩溃所带来的危机——“危险”与“机会”。
　　中国政府希望利用参战的机会,从日本及其他列强手中收复失去的主权。虽然渴望在正式参战后能派军队到欧洲,但日本坚决反对,英国对此前景不看好,只有法国对接受中国军队加入战斗感兴趣。由于缺乏运输船只及资金,中国向欧洲派兵的愿望落空。结果,中国最大的贡献,是派遣劳工前去支援英法作战。
　　为了增强存在感,中国人全力推动派遣劳工帮助协约国的计划。整个计划是梁士诒的构想,最初针对的主要目标是英国。但英国对提议当即表示拒绝,梁氏只好将目标转向法国。
　　14万劳工远赴法兰西,踏上了陌生的欧洲大陆。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保障军火补给、清理及挖掘战壕,以及打扫战场。战壕战是一战的特色,而亚洲人在维持地面工事这一战争基础设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送到欧洲的华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信使,帮助塑造了中国及西方的政治秩序。他们在西方的亲身经历及回国后的新生活,对中国的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及世界的认知。
战事谁主
　　对日本而言,为一战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日本没有派军队到欧洲,在战争期间只有75名护士到了法国。虽然如此,一战对日本经济、外交及政治现代化的促进毋庸置疑。
　　一战是日本“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由区域强权走向世界强权的分水岭”。协约国不断要求战争援助及物资供应,以及欧洲列强从亚太地区撤出,都为日本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使其经济飞速增长。
　　日本在1913年到1922年间的经济增长,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1920年到1924年间,工业产品占到日本出口的90%以上。到1925年,日本全国人口达到6074万,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中国、美国、俄国及德国。
　　新的经济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支持着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迅猛发展。战火最终摧毁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这四个王朝帝国,给日本帝国带来了遍地的机会。
　　同中国与日本主动策划自己的一战政策不同,印度卷入一战,主要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属国,而不是直接出于印度自身利益考虑的决定。在就国际关系做决定方面,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还没有这样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很多印度精英从更长远的观点出发,选择支持英国,认为那会对他们实现最终的独立梦想有帮助。
　　印度参战扩大了印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过去,世界其他国家对大部分印度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很少关心国际形势及军事事务。参加一战,使他们第一次对与大英帝国其他部分,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认识。
　　对一战的介入,深刻改变了印度精英对本国的思考,并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巨大推动。1914年,印度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由不同种族、种姓及信奉不同教义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混合体。他们彼此容忍,但除了都被英国人统治以外,没有任何共同点。然而,一战为印度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并帮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此外,他们认识到这个力量,经过西方教育及理想的熏陶可以进一步发展。
　　英国人向印度人求助的决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不管在种族或信仰上有何差异,任何人都能做事”,这也给印度民族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决定性作用的催化剂”。
　　印度史专家斯坦利·沃尔珀特认为,战争对印度的冲击“是全面性的,它改变了印度的经济平衡,催生了大规模的新式工业”,同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的波澜。新的希望被唤醒,新的骄傲亦是；新的选民出现,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思考:印度对于在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大英帝国的意义究竟何在,还有,人们对摆脱帝国的束缚已变得迫不及待了”。
　　越南人被拖入欧洲冲突的轨道很早。作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为法国的战争投入贡献了人力及物力资源。对许多远赴欧洲的越南人来说,法国之旅不只是回应殖民地主人的召唤,同时也是大开眼界的学习经历,因为他们有机会亲眼观察欧洲人的老家,并直接与西方人互动。
　　这使他们能将法国人与其他人比较,对比不同,并重新思考自身的国家认同以及越南在世界上的地位。未来的越南领袖胡志明在1919年前往巴黎,为祖国的独立游说。他在那里经历的一切,对越南寻求国家认同,以及对越南未来的发展都意义非凡。
　　相比之下,一战对朝鲜半岛上的人们并没有太大影响。朝鲜人既没有参加战争,对它也没有太大兴趣。然而,威尔逊理想及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制定新世界秩序的承诺,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巨大诱惑。朝鲜民族主义者希望战争能帮助他们摆脱日本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并在不断扩大的国际社会中成为平等一员。
集体失望
　　日本没有向欧洲战场派一兵一卒,只在青岛打了一仗。法属中南半岛派了10万人去欧洲战场,而英属印度派了100万人去欧洲、中东战场。中国则送了14万华工到法国,“以工代兵”。在欧洲,14万中国人,10万中南半岛人、100多万印度人在西方文明的中心交汇,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有趣的时刻。
　　一战对亚洲很重要,而至今亚洲的声音和亚洲的视野,在一战的研究当中并不受重视。当时,朝鲜为日本殖民地,越南为法国殖民地,印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正在奋发图强、除旧布新,日本正强力崛起,力争成为世界强国。在徐国琦看来,一战的爆发使得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对一战抱有很大的期望。“它们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但在战后,这些亚洲国家都对巴黎和会集体失望,这是这些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
　　在战后,西方主导的巴黎和会,并没有让亚洲人分享到多少胜利的果实。英国没有兑现印度期待的自治,反而变本加厉,加深了印度的殖民枷锁。这导致甘地等印度精英从支持英国参战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推动印度独立。胡志明当时还叫“阮爱国”,他也期待法国在战后让越南自治,他给巴黎和会秘书处提出了有关越南的八条民族自治的要求。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因此对西方失望,最终转向了苏联。
　　对中国来说,中国希望在一战后平等地加入国际秩序,但是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甚至没有让中国收回山东,反而要把山东给了日本,这个巨大的失落感也让中国后来转向了当时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朝鲜认为,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是民族独立的好机会,但是他们的诉求也被西方拒绝了,这也使得他们很失望。
　　相比之下,日本算是一众邻居里最大的受益者。经过一战,日本从地区性大国变成了世界大国,但是,巴黎和会却带给日本人巨大的失落感。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追求“脱亚入欧”,希望能跟西方平起平坐,但西方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是无比巨大的心理反差,因此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是失败的。
　　1924年,美国通过了移民法案,公开合法歧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使得日本警醒,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西方都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日本。西方国家对日本崛起很警惕,列强在一战后想要把日本一步步地绑住手脚。日本此时发现,要同西方分庭抗礼,最终还是要靠拳头说话,这为此后的二战埋下了伏笔。
　　徐国琦认为,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历史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中日间的战争从甲午战争到二战,实际上是一场“五十年战争”。越南、印度和朝鲜的独立,实际上在一战时就埋下种子,到二战后才开花结果。
　　亚洲国家有很多相似点,而且许多亚洲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比如受汉语文化圈、儒家和佛教熏陶,许多亚洲国家在历史中互相有着亲近感。然而,多年来,亚洲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亚洲价值,或形成亚洲共同体。徐国琦认为,这与一战以来区域内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直接关联,只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到共有的历史,亚洲各国才能共创一个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