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不断与外部世界接触并逐渐融入其中的历史。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而今天的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途径,也越来越丰富多样,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直接选择走出国门去周游世界。
　　不过,晚清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方式,除了报刊,还有另外两种途径。一种是来华西方人的著述介绍,或者翻译西方人的相关著作；另一种是中国人外出,归来之后所撰写的有关西方漫游的著述,类似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些著述,对于塑造晚清中国对于西方的想象甚至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愿景,提供了思想启发、现实借鉴以及实现路径。也因此,这类著述虽然一直都不是畅销书,但也不乏读者,尤其是一些资深读者。而在此类著述中,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与《欧游心影录》颇引人注目。
　　我们都知道,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曾亡命日本。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梁启超又分别游历过美国和欧洲,这在当时无疑算得上是一个走得远、见得多、识得广的人了。
　　在日本,梁启超写出了他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愿景的《新中国未来记》——尽管这是一部未曾完成的政治小说,但从中可见海外游历对于梁启超思想及写作的影响；而游历美国之后,有了《新大陆游记》；1918—1919年的欧洲之行,又有了《欧游心影录》。这三部作品,尽管有小说、有游记,但彼此之间又有所关联,它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将梁启超对于中国、西方以及世界的诸多思想,通过旅行这样一种时间、空间的双重转移方式而表达出来。
　　有关欧洲之行的目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得很清楚:
　　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
　　只是如此一来,一般游客心目当中的游山玩水,在梁启超这里却承担起了家国之重。也因此,《欧游心影录》这部游记,自然不同于一般纯粹的山水游记或环球漫游,也因此,其中所涉及到的人与事,景与物,自然亦就不同于一般游记文学。
　　换言之,也可以说梁启超的欧陆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一次考察与验证之旅——考察欧洲社会的现状,验证梁启超们从《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著述中所接受、认同、信仰的思想学说,及其所造就的人民与国家。
　　于是,《欧游心影录》也就注定不会是一部寻常的旅行游记。尽管用不着过于强调肯定《欧游心影录》这种游记的特殊性或者意义价值,但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那就是无论是对于今天的读者,还是对于今天的旅行者,像《欧游心影录》这样的游记,显然是越来越少见了。今天的游记越写越轻松,也越写越个人,而在梁启超以及《欧游心影录》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里难以承受之重却是如此之多,亦是如此之重,也就是所谓的“进也忧,退也忧”。
　　然则何时而乐哉?不得而知。
　　如果我们读《欧游心影录》的前半部分,会发现梁启超的欧洲之行在抵达英国之前,与晚清王韬、袁祖志等人的欧洲之行的旅行路线基本一致。都是出中国南海进入到新加坡、马六甲,再过苏伊士运河进地中海。所不同的是,晚清大多数西行的中国官员及文士基本上选择在法国南部的马赛上岸,然后由此搭乘火车经里昂去巴黎,再转道去英国或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而梁启超的行程略有不同。他并没有在马赛离船上岸,而是经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之后一路北上,经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
　　上述两条路线,也是亚欧之间航空航线开通之前,中欧之间往来最常见的邮轮航道。往来奔波于这一航道上的中国人从晚清到民国不绝如缕,甚至就连钱锺书的《围城》里的方鸿渐、苏文纨、鲍小姐等留法学生,当年回国也是走的这条航线。
　　如果单就《欧游心影录》这部游记的旅游部分而言,大多数读者可能会觉得一点都不好玩——游得不好玩,写得也不好玩。不过,如果能够转换一下阅读视角或者调整一下阅读习惯,追问一下梁启超为什么这样游而且这样写,或许会有一番别有洞天的开朗感。
　　可以肯定一点,同样是游欧洲,《欧游心影录》里所游所写,无论是与王韬的《漫游随录》相比,还是与《申报》主笔袁祖志游历法国所写的那些旅途诗文相比,都显得过于沉重,当然亦过于思想化。但恰恰是这种“沉重”与“思想化”,成为了《欧游心影录》不同于一般游记的独特之处。
　　有人曾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类的海外诗“淡得像一缕轻烟”,当然徐志摩也不是没有写过当年的留学生的悲哀,他的诗中也不都是“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一类的“轻轻松松”。《再别康桥》之前五六年,徐志摩就曾在《康桥再会吧》一诗中,沉痛地写过“青年!你为什么沉湎于悲哀?你为什么耽乐于悲哀?你不幸为今世的青年,你的天是沉碧奈何天!”一类的诗句。无可否认的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一类的作品,则显得辽阔、遥远、深沉而丰富。梁启超甚至将游记也变成了一种思想表达的文体,这让人不禁想起他当年那篇一时洛阳纸贵的《少年中国说》。
　　其实,《欧游心影录》中也写了不少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譬如1918年的伦敦“雾霾”。如果说王韬在咖啡馆里看到的女性、袁祖志乘坐的电梯火车,给读者们留下了一定印象的话,那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中对伦敦一战结束之际物资极度匮乏、民生凋敝、城市空气严重污染等景象的描写,则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对于游记一类文本所以吸引读者的那些套路,梁启超心知肚明。但他显然无心于异域山水、都市风光,所以在旅途中常见的“走马看花,疲于奔命”之余,梁启超还是日日枯坐在巴黎近郊白鲁威的一间陋室之中,傍着一只不生不灭的火炉,写出了《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这一思想长篇。这其实也正是《欧游心影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梁启超的时代,有关伦敦雾霾、巴黎缺吃少穿一类的描写,报纸上早已是屡见不鲜,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路行来的心路历程,却在巴黎郊区的“天地肃杀、万物萧索”之间得以自由而奔放地书写呈现。
　　该长篇分上下两篇。
　　上篇十一节,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为什么欧洲会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而且也对晚清以来中国的洋务派、维新派及启蒙改良派的欧洲观、世界观乃至文明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几乎重新建构了20世纪初期具有梁启超个人思想色彩的“西方观”“世界观”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其中“人类历史的转捩”“社会革命暗潮”“思想之矛盾与悲观”“新文明再造之前途”“物质的再造及欧局现势”等问题的分析阐述令人印象深刻。
　　下篇围绕“中国人之自觉”这一核心展开,讨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中国不亡”“着急不得”“思想解放”“组织能力及法治精神”“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等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其中“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这一提法,将晚清以来中国被动学习、追赶以及超越西方的立场诉求,调整提升到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应该担负的大责任这一史无前例的高度,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深邃、情感之深沉,真可谓雄冠古今,影响深远。
　　也就是说,《欧游心影录》的不同一般之处,是在旅游的所见所感之外,大量地、近乎毫无顾忌地铺写梁启超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所悟所信——欧洲之行也罢,《欧游心影录》也罢,其实成了梁启超激发思想、展开思想、书写思想和完成思想的契机。
　　而在《欧游心影录》之后,梁启超的思想——无论是他的西方文明观还是中国文明观——近乎一变。《欧游心影录》成了梁启超个人思想及写作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宣告维新变法时期的梁启超的思想及写作落下帷幕。之后我们所读到的,是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那些对中国文学的重新解读阐释。
　　我们可以说,《欧游心影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周游世界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蓦然回首”,当然,这一回首不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就在世界之中。也就是说,晚清以来中国人、中国与世界对立,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之外的习惯思维打破了或者终结了,中国终于走入到世界之中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承担起了她所应该担负的责任。　
　　(段怀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