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齐鲁晚报 2020年11月26日
位于青岛浮山脚下的王献唐塑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向阳
今年是著名国学家王献唐先生逝世60周年,在王献唐成长地青岛,一尊先生的塑像在位于浮山脚下的王献唐陵园落成揭幕,使得人们对这位著名爱国学者,“一代传人”更能够缅怀瞻仰。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王献唐的事迹和学术不仅没有被世人遗忘,反而更加熠熠发光。
王献唐,字献堂,初名家驹(1896—1960年),是著名爱国学者,历史考古学家、古籍文献学家,于版本、目录、文字、音韵、书画、篆刻等,均卓有造诣,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同辈学人誉为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一代传人”“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之学者”。
王献唐有良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王廷霖行医出身,酷爱金石,曾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家许瀚,在小学、金石方面造诣颇深。王献唐天资聪颖,又从小受父亲训诫,他既精于金石、音韵、训诂之学,复资以证古史,“故创获独多”。
王献唐十几岁时,便以工于书画闻名乡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致力于古文研究。据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考证,王献唐11岁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19岁考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拥有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西学知识。29岁时,王献唐开始撰写《公孙龙子悬解》三卷,十分受学界推重。中年以后,他写成《临淄封泥文字》论述封泥制度,见识独特,“发前人所未发”。然而,他一生的心血,在《中国货币通考》《炎黄氏族文化考》《国史金石志稿》等著作中体现最为明显,但因为卷帙浩繁,又适逢乱世,没来得及最终定稿或刊登,遂成遗憾之事。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同年11月,他赴聊城调查杨氏海源阁藏书被掠情况,抢救被掠夺的图书。1931年5月,王献唐到天津、北平访问杨敬夫、傅斯年、傅增湘、袁同礼等人,再次为海源阁藏书一事奔波。之后,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日本商人从青岛偷运潍县高氏砖瓦出关,他竭力阻止,使这一批文物免予流失,并且举办展览,编印《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会展览》,明确说明“献给中华民族的爱国同胞”。
1930年,考古学家吴金鼎赴山东,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他同去勘查。之后,他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王献唐的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此起彼伏的战火深刻影响了他的工作与生活,却也由此从侧面给济南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
1930年4月,蒋、桂、冯、阎军阀大战爆发,史称“中原大战”,6月26日,中央军败退,山东省国民政府迁往青岛。王献唐在他的《守书日记》中记载:“晋军入济,政局突变。炮火喧天,日夜轰击,门窗震震摇动,各机关人员逃匿一空,救死弗暇。”王献唐本也可以迁往青岛,但他担心自己随政府去青岛后,馆藏图书文物会有疏虞,将来无以面对“桑梓父老”,于是“再四筹思,乃决意留馆,力之所及,决为山东全省保护此一线书脉”。他的“效死弗去”,得到全馆同仁们的支持与响应。“时经费停发已逾两月,全馆所存公费,至是罄其所有,仅得七元五角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几乎在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的同时,齐鲁大地上也开始了一批秘籍珍宝南迁的行动。这一次的珍宝南迁又是与王献唐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济南面临沦陷危机。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和山东金石保存所的负责人,王献唐一直密切关注时局,深感浩劫即将来临。“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为使文物免遭战火和劫掠,他决定将其中精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经过前期考察,王献唐认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曲阜奉祀官府,是相对安全与稳妥的寄存处。
然而,对于省立图书馆申请南迁经费的报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直接批复:“不理!”无奈之下,王献唐只得自筹经费。1937年10月12日,在王献唐安排下,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工友李义贵搭乘山东医专附属医院的专车,护运第一批古籍、书画等10箱文物南下。运至滋阳(今山东兖州)时,遇敌机轰炸,所幸文物无损,后由人力车安全运至曲阜。10月23日和12月19日,第二、三批文物共21箱也分别安全抵达。
此时,局势更加危急。借山东医专附属医院专车远赴汉口之机,王献唐携带第一批文物中精选的5箱珍品,于济南沦陷当日——当年12月27日,率领屈万里、李义贵从曲阜南下,其余26箱仍留存曲阜。
1938年初他们到达汉口,1月19日逆江而上,一路艰辛。在宜昌,王献唐等人险些丧生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三人历尽艰险,终于在1938年11月24日,抵达大后方四川乐山,将文物封存在大佛寺天后宫。此次南迁,三人辗转近一年,行程达七千余里。
南迁文物多属稀世奇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瑰宝,也是齐鲁文化的精华。此次南迁,使山左文脉得以续存,对齐鲁之邦意义重大。今天,我们能有幸欣赏到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物,得益于王献唐等先贤毁家纾难、不畏艰险的爱国义举。
王献唐一贯视读书、聚书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嗜书如命,在浩繁的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逸事趣闻。他在1930年的一首诗序中写道:“幼喜聚书,壮而弥笃。频年四方,随在搜集。裒其所藏,约五万册。”他自称“嗜书如命”,每每得到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爱不忍释”。晚年常用旧报纸从“打鼓担”那里换书,且自得其乐。王献唐为搜集图书,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有时甚至“典衣购书”,他只要见到与山左先贤或齐鲁遗迹相关的文献文物资料,必“倾囊得之”而后快。
在济南的时光成就了王献唐的事业,他在济南交结的名士朋友更是多不胜数。在他的日记中常有类似于“路遇梁漱溟小谈”之类的记述。据粗浅统计,他在济南的朋友圈中的著名人物至少有何思源、蔡元培、孔德成、傅斯年、于右任、张大千、沈从文、梁漱溟、陈梦家、黄炎培、罗振玉、张元济、丁惟汾、容庚、商承祚、栾调甫、路大荒、李济、胡厚宣、董作宾、吕振羽、高亨、屈万里等。
王献唐之孙王福来先生曾讲过祖父与一位日本学者的故事,令人难忘——“日本有一个著名的学者高田忠周,在1936年的时候写了一部书,叫《古籀篇》。他写了之后,中国学术界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全都鸦雀无声了,大家觉得非常丢脸。为什么呢?中国人没写出一部《古籀篇》,日本人却写出来了,而且写得非常好。我祖父就以三天时间写就了几万字的《评高田忠周的〈古籀篇〉》。这篇文章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把《古籀篇》的很多立论推倒了,结果高田忠周非常敬佩,给我祖父来信,说谢谢之类的话。高田忠周也是个学者,他信服读书人,就出面公开说是自己的不对,自己学术修养不够,意思就是他服了。这就给中国出了一口气。”
过了不久,当时在明湖之畔王献唐家所住的小四合院里,突然门房来报,说有来访的,看样子不像中国人,而且是好几个人。王献唐就出来了,一看领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头,大约70多岁的样子。来人正是高田忠周,他带着他的太太、儿子、孙子,进院就跪下了,要拜王献唐为师。王献唐说:“我就是王献唐。你起来吧,起来吧。”王献唐那时候年轻,1936年的时候刚刚40岁。高田忠周一下子就蒙了,“啊?这么年轻!中国真是有人才啊!”
著名学者陈其泰先生曾如此评价王献唐说:“王献唐二十几岁时就在山东地区崭露头角,他是一位奇才,学识渊博,生平对于文字、音韵、训诂、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等领域均有著述,在诗词、书画、篆刻方面也深有造诣。其可考之论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等达62种,单篇论文及题跋等1300余篇,诗词歌赋逾500首。王献唐在1929年以后,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主管山东文博工作逾30年,对于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现代图书馆及文博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是著名国学家王献唐先生逝世60周年,在王献唐成长地青岛,一尊先生的塑像在位于浮山脚下的王献唐陵园落成揭幕,使得人们对这位著名爱国学者,“一代传人”更能够缅怀瞻仰。整整一个甲子过去了,王献唐的事迹和学术不仅没有被世人遗忘,反而更加熠熠发光。
王献唐,字献堂,初名家驹(1896—1960年),是著名爱国学者,历史考古学家、古籍文献学家,于版本、目录、文字、音韵、书画、篆刻等,均卓有造诣,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同辈学人誉为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一代传人”“山东近几百年来罕见之学者”。
王献唐有良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王廷霖行医出身,酷爱金石,曾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家许瀚,在小学、金石方面造诣颇深。王献唐天资聪颖,又从小受父亲训诫,他既精于金石、音韵、训诂之学,复资以证古史,“故创获独多”。
王献唐十几岁时,便以工于书画闻名乡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致力于古文研究。据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考证,王献唐11岁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19岁考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拥有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西学知识。29岁时,王献唐开始撰写《公孙龙子悬解》三卷,十分受学界推重。中年以后,他写成《临淄封泥文字》论述封泥制度,见识独特,“发前人所未发”。然而,他一生的心血,在《中国货币通考》《炎黄氏族文化考》《国史金石志稿》等著作中体现最为明显,但因为卷帙浩繁,又适逢乱世,没来得及最终定稿或刊登,遂成遗憾之事。
1929年8月2日,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着意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同年11月,他赴聊城调查杨氏海源阁藏书被掠情况,抢救被掠夺的图书。1931年5月,王献唐到天津、北平访问杨敬夫、傅斯年、傅增湘、袁同礼等人,再次为海源阁藏书一事奔波。之后,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日本商人从青岛偷运潍县高氏砖瓦出关,他竭力阻止,使这一批文物免予流失,并且举办展览,编印《砖瓦图书为什么要开会展览》,明确说明“献给中华民族的爱国同胞”。
1930年,考古学家吴金鼎赴山东,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邀他同去勘查。之后,他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遗址的发掘工作,并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和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王献唐的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此起彼伏的战火深刻影响了他的工作与生活,却也由此从侧面给济南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
1930年4月,蒋、桂、冯、阎军阀大战爆发,史称“中原大战”,6月26日,中央军败退,山东省国民政府迁往青岛。王献唐在他的《守书日记》中记载:“晋军入济,政局突变。炮火喧天,日夜轰击,门窗震震摇动,各机关人员逃匿一空,救死弗暇。”王献唐本也可以迁往青岛,但他担心自己随政府去青岛后,馆藏图书文物会有疏虞,将来无以面对“桑梓父老”,于是“再四筹思,乃决意留馆,力之所及,决为山东全省保护此一线书脉”。他的“效死弗去”,得到全馆同仁们的支持与响应。“时经费停发已逾两月,全馆所存公费,至是罄其所有,仅得七元五角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几乎在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的同时,齐鲁大地上也开始了一批秘籍珍宝南迁的行动。这一次的珍宝南迁又是与王献唐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济南面临沦陷危机。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和山东金石保存所的负责人,王献唐一直密切关注时局,深感浩劫即将来临。“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为使文物免遭战火和劫掠,他决定将其中精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经过前期考察,王献唐认为具有特殊地位的曲阜奉祀官府,是相对安全与稳妥的寄存处。
然而,对于省立图书馆申请南迁经费的报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直接批复:“不理!”无奈之下,王献唐只得自筹经费。1937年10月12日,在王献唐安排下,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工友李义贵搭乘山东医专附属医院的专车,护运第一批古籍、书画等10箱文物南下。运至滋阳(今山东兖州)时,遇敌机轰炸,所幸文物无损,后由人力车安全运至曲阜。10月23日和12月19日,第二、三批文物共21箱也分别安全抵达。
此时,局势更加危急。借山东医专附属医院专车远赴汉口之机,王献唐携带第一批文物中精选的5箱珍品,于济南沦陷当日——当年12月27日,率领屈万里、李义贵从曲阜南下,其余26箱仍留存曲阜。
1938年初他们到达汉口,1月19日逆江而上,一路艰辛。在宜昌,王献唐等人险些丧生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三人历尽艰险,终于在1938年11月24日,抵达大后方四川乐山,将文物封存在大佛寺天后宫。此次南迁,三人辗转近一年,行程达七千余里。
南迁文物多属稀世奇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瑰宝,也是齐鲁文化的精华。此次南迁,使山左文脉得以续存,对齐鲁之邦意义重大。今天,我们能有幸欣赏到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物,得益于王献唐等先贤毁家纾难、不畏艰险的爱国义举。
王献唐一贯视读书、聚书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嗜书如命,在浩繁的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逸事趣闻。他在1930年的一首诗序中写道:“幼喜聚书,壮而弥笃。频年四方,随在搜集。裒其所藏,约五万册。”他自称“嗜书如命”,每每得到善本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爱不忍释”。晚年常用旧报纸从“打鼓担”那里换书,且自得其乐。王献唐为搜集图书,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薪俸所入几尽耗于是”,有时甚至“典衣购书”,他只要见到与山左先贤或齐鲁遗迹相关的文献文物资料,必“倾囊得之”而后快。
在济南的时光成就了王献唐的事业,他在济南交结的名士朋友更是多不胜数。在他的日记中常有类似于“路遇梁漱溟小谈”之类的记述。据粗浅统计,他在济南的朋友圈中的著名人物至少有何思源、蔡元培、孔德成、傅斯年、于右任、张大千、沈从文、梁漱溟、陈梦家、黄炎培、罗振玉、张元济、丁惟汾、容庚、商承祚、栾调甫、路大荒、李济、胡厚宣、董作宾、吕振羽、高亨、屈万里等。
王献唐之孙王福来先生曾讲过祖父与一位日本学者的故事,令人难忘——“日本有一个著名的学者高田忠周,在1936年的时候写了一部书,叫《古籀篇》。他写了之后,中国学术界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全都鸦雀无声了,大家觉得非常丢脸。为什么呢?中国人没写出一部《古籀篇》,日本人却写出来了,而且写得非常好。我祖父就以三天时间写就了几万字的《评高田忠周的〈古籀篇〉》。这篇文章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把《古籀篇》的很多立论推倒了,结果高田忠周非常敬佩,给我祖父来信,说谢谢之类的话。高田忠周也是个学者,他信服读书人,就出面公开说是自己的不对,自己学术修养不够,意思就是他服了。这就给中国出了一口气。”
过了不久,当时在明湖之畔王献唐家所住的小四合院里,突然门房来报,说有来访的,看样子不像中国人,而且是好几个人。王献唐就出来了,一看领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头,大约70多岁的样子。来人正是高田忠周,他带着他的太太、儿子、孙子,进院就跪下了,要拜王献唐为师。王献唐说:“我就是王献唐。你起来吧,起来吧。”王献唐那时候年轻,1936年的时候刚刚40岁。高田忠周一下子就蒙了,“啊?这么年轻!中国真是有人才啊!”
著名学者陈其泰先生曾如此评价王献唐说:“王献唐二十几岁时就在山东地区崭露头角,他是一位奇才,学识渊博,生平对于文字、音韵、训诂、金石、考古、史学、目录、版本、校勘等领域均有著述,在诗词、书画、篆刻方面也深有造诣。其可考之论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等达62种,单篇论文及题跋等1300余篇,诗词歌赋逾500首。王献唐在1929年以后,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长达20年,主管山东文博工作逾30年,对于山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现代图书馆及文博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