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小四毛”任爱军是山西黑道赫赫有名的人物。20多年间,他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他在狱中住单间、开小灶、用冰箱、用电脑,享受“帝王”待遇,还曾7次违规减刑。2018年,“小四毛”黑社会组织再次被打掉,牵出93名“保护伞”,山西省监狱系统的领导干部为此“倒下一片”。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这起罕见的涉黑型、系统性、塌方式司法腐败窝案,给我们敲响警钟:要加强“高墙内”执行环节监督管理,避免非法减刑、纸面服刑。
　　服刑相当于住宾馆
　　在监狱里住单间、玩电脑、用手机,甚至还有储存东西的仓库,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成为任爱军服刑期间的“常规操作”。“他服刑相当于住宾馆,别人都是服务员。”办案人员说。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嗜赌成性的任爱军在狱中甚至还用电脑参与赌博,涉及赌资上千万元。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任爱军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导致全身90%面积烧伤。
　　1972年出生的任爱军别名“小四毛”,是山西臭名昭著、全国广泛关注的黑社会组织主犯,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太原的黑道“新贵”。
　　据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查证,任爱军1988年4月即因伤害他人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1994年12月又因参与抢劫、故意伤害、流氓犯罪,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5年9月,任爱军保外就医后,纠集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开设赌局、购买枪支弹药和车辆,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殴打行政执法人员。
　　2003年,被告人任爱军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6月28日提前减刑释放。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朱万君说,任爱军二次出狱前,积极笼络其他服刑人员,出狱后又迅速纠集、拉拢张天舒、任晓浩、张贵保等多人,以亲友、狱友等为纽带,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继续获得经济利益,再次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任爱军借用善林资产管理公司和其实际控制的山西仁嘉实业公司、北京云奇峰亚讯科技公司、岢岚县集通集运公司等名义,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并用以支持该组织活动。
　　“任爱军第二次出狱后违法手段相对隐蔽,从过去的暴力抢劫、伤害,演变为利用自己恶名威胁他人的‘软暴力’方式,并打算依靠公司运作来洗白自己的身份和黑资产。”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国涛说。
　　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厅对外通报,以任爱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被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
　　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缴获枪支7支及大量管制刀具、电警棍、对讲机等作案工具,冻结追缴涉案资金1444.2万元,查封北京、太原等地房产25套,扣押轿车13辆。
把“减刑”用到极致
　　2018年3月初,山西省委政法委接省、市两级公安机关报告和群众举报,反映“小四毛”任爱军在1994年和2003年两次服刑期间,存在内外勾连、弄虚作假、枉法减刑等问题。相关部门随即成立专案核查组,经过对任爱军两次服刑期间的七次减刑逐一复查,发现每起减刑均存在伪造立功材料、虚构在监表现等情形。
　　1994年,任爱军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任爱军上诉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在对其虚假立功材料没有核实的情况下,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6年。在任爱军首次服刑期间,太原市第一监狱为其出具虚假保外就医意见和重大立功材料,先后保外就医1年、减刑2年6个月。任爱军入监服刑时间仅7个月。
　　2001年,任爱军因涉嫌绑架罪被逮捕,2003年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7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先后在汾阳监狱、晋中监狱、临汾监狱等服刑改造。
　　调查发现,任爱军服刑期间把减刑用到了极致,基本上是能减必减,且每次都是顶格去减。他申请减刑的方式有两种:监狱改造获取积分和重大立功。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从入狱到出狱,任爱军有4次常规减刑和两次重大立功记录。正常来说,提请减刑后,两年内不能第二次提出。任爱军则交叉进行,利用积分减刑后,马上换地方,再进行立功减刑。
　　律师郝某则通过检察院有关领导,认识山西省监狱管理局时任分管副局长、负责减刑相关处室的处长,又通过其他老乡,不断打招呼。经过关照,任爱军在监狱里表现糟糕,积分却多到用不完。
　　殴打服刑人员王某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但没受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刑期由无期减为18年。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需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点被任爱军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临汾监狱以晋中监狱认定的任爱军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提请对罪犯减去有期徒刑3年。
　　常规减刑不到周期,任爱军就申请重大立功。2011年,任爱军检举了一起狱外命案。其实,这起命案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别被同监狱的犯人检举过,等到任爱军检举时,监狱才将材料转到公安部门。
　　在服刑期间,任爱军不服管教,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监狱不仅不予惩处,反而多次为其记功、表扬,报请减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对相关减刑材料审查把关不严,将任爱军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法官徇私枉法,分别三次裁定减去其有期徒刑1年8个月、2年、1年10个月23天。自无期徒刑判决生效至2013年6月刑满释放,任爱军实际服刑仅10年2个月。
　　2018年9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撤销被告人任爱军减刑的刑事裁定,对其恢复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9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任爱军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等,与先前所判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到2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决。
　　规避减刑程序违法被发现的“风险”
　　任爱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共查处涉案违纪违法人员9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91人,律师1人,其他社会人员1人。国家工作人员中,监狱系统58人、法院系统15人、检察系统8人、公安系统10人。目前,查处人员中有12人涉刑事犯罪,其中4人为厅级干部,相关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8年6个月不等刑罚；另有32人被给予党纪政务撤职以上重处分,47人被给予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任爱军违规减刑窝案,暴露司法系统部分领域“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为滥用职权提供土壤。以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为例,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办案人员表示,时任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小四毛”办理减刑材料。
　　按规定,减刑必须公示,接受监督。任爱军在汾阳监狱不服管教、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等表现,全监狱人所共知,如果在本监狱公示,必遭质疑。
　　为规避“风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将任爱军调换到晋中监狱关押,并指令由汾阳监狱准备减刑材料,由晋中监狱提出减刑意见。最后,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伪造的减刑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路效国表示,要进一步加大黑恶势力背后“关系网”“保护伞”查处力度,同时打财断血、摧毁其经济基础,谨防黑恶势力二次坐大成势。要避免“重打”“重判”“轻坐”,避免扫黑在“最后一公里”放水。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