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让外来运动
流行于近代中国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挟海洋之利,相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创建起各自的帝国,重塑整个世界。西欧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受到殖民的影响。
　　中国本土虽然从未沦为殖民地,但自19世纪以来,香港、台湾相继被割占,葡萄牙人久据澳门,还有内地通商口岸的开辟和租界的建立,使得相当数量的城市染有鲜明的殖民色彩。列强在华一度影响甚大,民国时期有识之士自嘲为“半殖民地”,而孙中山更进一步将之称作“次殖民地”。
　　所谓的“转译”,指的是英语中的translation,也就是“翻译”一词。不过,在张宁看来,中文的“翻译”暗含忠实且一一对应之意,无法反映英语translation所隐含的“背离原意”之意。
　　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在不断“协商”。这种“协商”虽不至于完全背离原意,却又必然会出现扭曲。在不同阶段,“转译”一词,同时包括了“转化”“演变”“本土化”“异化”等多种意思。
　　在中文世界里,“运动”是模糊的概念,经常与“体育”混为一谈,其实,“运动”源自以英国为主的市民社会,由私人组织以俱乐部的形式推动,其内容以游戏、竞赛、休闲为核心。“体育”则源自19世纪德意志的国家建构,以国家为主导,规训为取向,目的在于培养强健的国民。
　　运动与殖民之间无疑有极紧密的关联。今日通行各国的球赛,无一不是因欧美殖民而传播至世界各地,其中以英国的影响最为明显。殖民者一方面利用运动来推广其礼仪规范、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也借此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阳刚,与被殖民者的落后、阴柔形成对比。
　　运动征服人心的力量强大。到了后殖民时代,许多国家虽已脱离宗主国而独立,却仍热衷殖民者带来的运动,甚至在赛场上转而与宗主国竞争,板球、足球、英式橄榄球、棒球等便是代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运动项目繁多,从今天大家熟悉的足球、网球、棒球、高尔夫球,到不熟悉的板球、槌球、赛船、猎纸赛等,可谓不一而足。
　　《异国事物的转译》一书选择西式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三项“观众性运动”——赛马、赛狗、回力球(并称“三跑”)作为分析对象。除观赏性以外,三者具有明显的赌博性质,这一特性深刻吸引华人的关注与兴趣,使它们从无人在乎的西式无聊活动,一跃成为华洋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
跑马厅里看赛马
是潮流更是身份
　　赛马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中国因西北、东北本就产马,加上华北多以骡、马、驴为驮兽,所以对养马、骑马、跑马等并不陌生。不过,这些活动主要集中于华北或关外,在以水路为主的南方较少见。同时,华北和关外的马类赛事,以品评马术的成分居多,速度尚在其次。
　　正因中国素有跑马传统,所以英式赛马传入后,在语言上很快便继承了此脉络,场地称作“跑马场”,看台建筑称作“跑马厅”,在用词上也是“跑马”“赛马”并用。
　　20世纪初,除中国香港外,英式赛马在中国已形成三个中心,分别是华北的天津、华中的汉口及华东的上海。上海当时是外国人在华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不仅每年春、秋两季的大赛受人瞩目,其面积近五百亩的跑马厅横跨市中心数个街区,过往行人、车辆都得绕道而行,更是西方势力在华的具体表现。
　　赛马在中国,是殖民社会的重要支柱、华人精英抬升社会阶层的工具,以及观看与赌博并存的一项大众娱乐。
　　对来华外国人而言,每年春、秋两季的赛马,成为社群联谊的重要活动。他们多半是年轻男子,精力旺盛,无处发泄,租界管理者为防止他们酗酒、赌博、找女人,都鼓励他们从事运动,而跑马厅中央的各式球场,就成为最佳去处。
　　其实,来华英人多半出身中产阶级下层,甚至劳工阶级。这些人在英国国内很难有机会养马、赛马,来到中国后,身份、地位陡然上升,所以乐此不疲。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英国人每到一处,便大费周章地设立跑道、铺设草皮、成立马会、举行赛马,借模仿母国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己因殖民而新取得的社会地位。
　　与此类似,华人之所以醉心于赛马,除了运动本身,很大原因也是来自英式总会带来的吸引力。英式总会指英国18世纪末出现的绅士型俱乐部,原为城市上层阶级休憩聚会之所。观察绅士型总会,可发现其特色有三:纯男性空间、家外之家,以及高度的排他性。
　　英式赛马利用会员与非会员的设计,严格控制各阶层人可达的范围。由于英式赛马的特殊作用,华人精英将其视为身份攀附的工具。就连上海滩的青帮三大亨也不甘落寞,借掌控赛马而打破阶层藩篱,洗白了自己。结果,流氓大亨与英国绅士共聚一堂,彻底打破了英式赛马中最重要的阶级性。
　　经过层层转译,此赛马早已非彼赛马。由于马匹补给不易,自1870年起,各口岸的赛马由进口的阿拉伯或澳大利亚大马全面转为蒙古小马,直接切断了各口岸马匹与英国纯种马的联系,使得中国赛马与讲究“正统”的英式赛马渐行渐远。
　　各通商口岸虽移植了英国的赛马原则,但下注方法与英国大相径庭。英国国内为了维持由博彩业者下注的传统,一直不愿接受新发明的“赢家分成法”,而远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则无此顾忌。两种不同的下注原则,使得通商口岸的赛马场在管理方法上更趋近于法国、新西兰等地,而与英国或美国渐行渐远。
　　赛狗、回力球的情况与赛马类似,只不过赛狗、回力球更加平民化,而且赌博的成分更重些。
图“好玩”的背后
隐藏着文化输出
　　赛马、赛狗、回力球赛从一开始便与帝国主义紧紧相连,直至1949年前后迅速地被扫除殆尽,在中国内地存留期只有短短几十年。然而,在文化转译的过程中,无论是这三种运动本身,还是承载这些运动的组织机构,乃至于中国芸芸受众,都是不断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各式各样的调整。
　　通商口岸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快速流动环境,无论华人还是洋人,口岸城市都是一种难得的“化外之地”,让他们能摆脱各自所属母国的束缚,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阶级。
　　对来华英人而言,英国森严的阶级制度,在此被暂时性地打破与重塑。他们虽然多出自中产下层,但因殖民之故,来华后地位骤升,可以模仿国内更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包括加入绅士型总会,从事赛马、狩猎、板球、英式橄榄球等这些过去难以想象也无法企及的活动。
　　而对通商口岸的华人而言,开埠之后,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重要性骤然提高,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秩序被打破。社会上充满各种前所未有的可能,只要把握机会,毫无根基的人也可以短时间发家致富,受人尊重；就连社会底层,也能在短短十年内跃升为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需要利用各种西式的机构和活动,放肆地展现自己的身份。
　　以上海跑马厅为例,其空间本身并无太多特殊之处,无非包含看台、酒吧、餐室、弹子房、阅报室、图书室等,但排他性赋予其特殊地位。那些人为限制,让普通人“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更加渴望融入。
　　《异国事物的转译》中,许多马主回忆当年从事赛马的动机时,表示“就是为了好玩”。这个“好玩”可以解释成英式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更可以解释成骄傲与得意,代表我懂规则、我知道怎么玩,而且我玩得起,表示我足够优秀。所以,英式赛马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
　　张宁认为,英式赛马之所以能形成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靠的正是背后殖民的力量。学术界已认同帝国主义是一种权力关系,殖民主义不仅是经济上掠夺原物料、寻求制成品的市场,而有更深层的文化脉络。
　　殖民者不仅征服,更输出文明,其中以机械工具、公共卫生、现代医疗等最为明显。借输出现代化事物,殖民者希望被殖民者能喜爱、享受这些事物,从而仰慕、感激殖民者,进而模仿并学习其文化。
　　运动亦是一种文化输出。张宁指出,它涉及价值观念,即包含讲诚实、重荣誉、严守规则、光明磊落、团队合作、胜不骄败不馁等一连串与“运动家精神”相连的内涵。
　　在面对机械工具、公共卫生和现代医疗时,人们可以选择只享受其便利,而不关心背后的科学观；而面对西式运动时,却无法回避运动规则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换言之,运动是一种不容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东西。
　　文化输出,属于内在情感,微妙且不易观察,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重塑,其影响之深远,不逊于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为今人之镜鉴。
　　文化的引入与转译,无疑是近代中国一项重要课题。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宁长期关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其新书《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中,作者围绕跑马、跑狗、回力球赛三项西式运动,就其中“看似相同、实则有异”的中国化转变,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鹊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