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黄河安澜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的保证和象征。葛剑雄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历史地理领域的专家,他师承谭其骧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河流文化领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黄河与中华文明》中阐述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理论角度为黄河治理以及黄河的重要性提供了充分论证。
　　黄河固然历来多灾,但如果我们把从战国筑堤以后的决溢改道次数排列出来,却又会发现一个十分惊人的现象:从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以后,黄河竟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安流的时间。自东汉到隋朝五百数十年间,见于历史记载的河溢(河水溢出河堤,与冲破河堤的决口不同)只有4次:东汉、西晋各1次,三国魏2次。冲毁城垣只有晋末1次。在唐朝近300年间,黄河决、溢有16次,改道和河水冲毁城池各1次。与前一阶段相比是增加了,但灾情并不严重。如景福二年(公元893年)这次改道只是在海口段首尾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与西汉时的灾情不可同日而语。
　　是不是历史文献中有遗漏呢?显然不可能。从东汉至唐末,流传至今的各种史料非常丰富,不少史料都能得到考古发掘和实物的证实。
　　既然黄河曾经有过如此长时期的安流,那就绝不是出于偶然。找出其中的真正原因,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规划今后对黄河的治理,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往的学者基本都归功于王景治导得法。但是关于王景治河的唯一记录是《后汉书·王景传》,其中所载治理的具体方法是33个字:“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对这些方法的解释尽管不尽相同,但显然没有超出整治河床、修筑加固堤防、兴建水门(水闸)这几方面。并且《王景传》明确记载着工程实施的范围是“自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东至千乘(故城在今山东高青县旧高苑镇北)”,时间是从夏天动工,当年结束,出动的劳动力是数十万。这样一次限于下游的治标性质的工程,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也并不算大,居然能使黄河维持八百年安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下游的工程防治真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元、明、清时的治河措施实在不比王景的差,投入的人力物力不知道要多几倍,为什么常常连80年安流都办不到,而且决溢改道越来越严重了呢?
　　也有的人从社会的治乱上寻找原因,认为五代、北宋的黄河水灾是由于五代时战祸的影响,金、元、明的频繁决溢是宋金之间和金元之间战争的破坏。但稍加分析也难自圆其说,五代、宋金之际固然是乱世,但魏晋南北朝处于分裂战争状态的时间更长；唐朝真正稳定的时间不过一百多年,明、清统一并保持社会安定的时间比这更长。为什么反映在黄河变迁的结果会截然不同呢?
　　1962年,谭其骧先生提出,使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大大减轻了水土流失的结果。他的主要论据是:
　　黄河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河水中的泥沙主要也来自中游,其中又以晋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上游地区关系最大。这一地区植被保持的良好程度决定了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所以这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即从事农耕还是畜牧,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
　　战国前该地区还是畜牧区,射猎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原始植被尚未受到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及西汉时期,这一地区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至西汉末年当地人口已达240万。这些人口基本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获得耕地,必定要大量清除原始植被,破坏表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又不可能采取保持水土的措施,只能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东汉期间,以畜牧为主的匈奴、羌人大批迁入该区,而以农为主的汉族人口急剧减少。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必然是耕地面积相应缩小,牧地相应扩大。这一改变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大为减少,这是东汉时黄河安流的真正原因。此后,由于民族矛盾尖锐,汉族人口继续内移,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黄河中游的西部演变为纯牧区,长期较少变动。东部虽仍有农业,但因汉族人口减少,农业成分不高。所以尽管魏晋十六国时代政治混乱,战争频繁,但黄河却最平静。北魏以后,虽然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有了较大增加,农业成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以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向农业转化速度很慢,因此总的说来还是以牧为主或半农半牧。水土流失虽已超过了魏晋南北朝,但隋朝存在时间很短,这一局面很快就结束了。
　　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在本区设置郡县的范围虽比隋朝有所扩大,如在今窟野河流域设置了麟州及所辖3县,但实际人口却比隋朝时少,即使是盛唐时也没有超过,因此耕地面积不会比隋朝时多。另一方面,朝廷设于本区的牧业机构大大增加,仅陇右群牧使就辖有四十八监,“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间适宜的牧地都归其所有。陇东也有八坊,开元时有马数十万匹。此外,夏州也设有群牧使,盐州、岚州设有十三监。当时军队、王侯将相外戚也大量畜养牛驼羊马,牧场遍布各地。与东汉后相比,农业人口已有增加,耕地面积又有扩大,人类活动对下游河道已经发生影响,开元年间黄河出现了两次决口。但因总的人口规模并没有超过隋朝,又存在大片牧地,水土流失仍比较轻微,下游河患远不如西汉那样严重。
　　安史之乱后,本区的实际人口并无减少,逃避苛政暴政的农民利用开垦荒地可在五年之中免税的规定,期满后就弃耕旧地,另垦新地,以至农业规模并未扩大,开垦范围却不断增加。这种滥垦只能在原来的牧场和弃地,包括坡地、丘陵地或山地上进行,加上只图眼前的收成,不顾长期后果,对水土的破坏往往比正常的耕种更加厉害。陇右的官办牧业机构不再恢复,原来的牧地听任百姓开垦,留下的机构规模已大大缩小。因此,除了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以外,本区几乎已由农牧兼营变为单纯的农业区了。
　　五代以后,唐朝后期已经存在的尽可能扩大耕地的趋势继续发展,随着政治中心和边防重心的东移,官营牧场已迁至黄河下游和河朔地区。在人口继续增加,封建剥削又不可能减轻的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持生存,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在黄土高原和黄土丘陵地带的粗放农业经营,很快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肥力减退,单位面积产量下降,沟壑迅速发育,塬地被分割缩小,又使耕地面积日益缩小。为了生存下去,农民不得不继续开垦,终于使草原、林地、牧场和陂泽洼地、丘陵坡地完全变成了耕地,又逐渐成为沟壑陡坡和土阜,到处是光秃秃的千沟万壑。当地农民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河水中的泥沙量却越来越大,下游的河床也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决溢改道的祸害也越来越严重。
　　黄河下游八百年安流的创造者既不是王景,也不是什么治水专家或治天下的圣人,却是中游变农为牧或农业人口减少、耕地面积缩小的结果,虽然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却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无视大自然的规律,必然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对黄河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