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一段“冒犯”男性的表演,成为舆论热点。事实上,女性不仅在公开场合发声遭遇贬抑,女性的写作也承受了种种社会阻力。美国女作家乔安娜·拉斯在上世纪60年代凭借小说《在天堂野餐》在科幻小说界崭露头角,彼时科幻小说界几乎由男性作家占据,也只为男性读者服务,拉斯是最早对此形成挑战的女作者之一。30年前,她曾以反讽的方式写了一份“抑止女性写作指南”——《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尖锐地指出和批评那些施加在女性作者身上,阻止、贬低和无视女性写作的社会阻力。时至今日再读,我们会发现这些阻力依旧存在。

　　在考察前几个世纪的欧美女性文学时,我们没有发现绝对禁止女性以女性身份来写作的做法。没有正式的从事艺术的禁令,并不妨碍法力无穷的非正式禁令的存在,这一点很重要。例如,贫穷和忙碌显然是艺术创作的巨大障碍:19世纪的大多数英国工人一天得劳作十四个小时,他们不可能把时间花在完善十四行诗上。人们通常认为中产阶级没有受到贫穷和忙碌的困扰,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这些人是中产阶级妇女的话。把这些妇女称为中产阶级男人的附属品也许更为准确,因为单靠自己在经济上的努力,她们无法保住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
　　未婚女性最好的工作是家庭教师,这是介于贵妇和女仆之间的某个奇怪的社会角色。这里有一位1811年的维顿小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三个基尼金币》让人们知道了她,“我渴望学习拉丁语、法语、艺术、科学,学习所有的一切”——因为要履行家庭教师的种种义务,她的这种渴望让她感到痛苦万分,作为家庭教师,除了教书,她还要缝纫和洗碗。在她之后30年,我们发现《简·爱》的作者一年有20英镑的收入,“相当于为家庭教师洗为数不多的衣物所得收入的五倍”。艾米莉·狄金森身无分文:她得向父亲讨邮票,问他要钱买书。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言,“在那些出色的小说中,《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的作者都是“穷得连买几刀稿纸都没钱的女人”。至于人们总认为会和这种奇怪的贫穷相伴相随的闲暇时间,艾米莉·狄金森似乎是有的(虽然她也要做家务,在母亲去世前的生病期间照顾她)。但据传记作家戈登·海特说,著名的乔治·艾略特在她年近三十的那几年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得料理家务,还要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她“不分白天黑夜地护理……看上去像个幽灵”。1859年,在租借的房子里住了10年后,这位著名小说家和乔治·亨利·刘易斯买了房子,她“负责家务,例如:买家具……物色并管理仆人、点餐——最后这件事,刘易斯为了让她有时间写作有时也会分担”。玛丽·居里的传记作者是她的女儿伊芙,她描写了母亲早年的家庭生活,那也正是她开始其科学生涯的时期。在工作一整天之后,居里夫人还要打扫卫生、买东西、烧饭和照看孩子,而这一切皮埃尔·居里从不插手。
　　到了20世纪,这种情况并无多少改观。西尔维娅·普拉斯早晨五点钟起床写作,虽说她的工作时间相当有限,但和作为工人阶级女性的蒂莉·奥尔森相比已经幸运得多。奥尔森描述了自己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写作,还要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全职在外工作的三重压力,她写道:
　　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去了学校……我的工作……我的写作,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写作放在内心四处带着,工作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在汽车上的时间,甚至是没位子不得不站着的时候……工作时的一点点偷闲……家务做完后的深夜……有时候我这种三重身份的日子难以继续。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现实对我的写作干扰太大。我不再有那种疯狂的忍耐力……常常有写作的冲动,常常又失去……我的作品死了。
　　奥尔森在关于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传记中,逐一讨论了一个人为什么不可能同时成为艺术家、全职家庭主妇和母亲、全职养家者。1881年,戴维斯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靠的不是灵感,是练习。真正持久的成功需要付出时间和耐心扎实的工作。”但她自己,正如奥尔森明确指出的,并没有也不能按照她自己的建议去做:“在做完家务,照顾好克拉克(她丈夫)和孩子后,她已累得筋疲力尽,然后用那些挤出来的时间去写一本需要她全身心投入的书。有时候为了赶每个月苛刻的进度,她只能寄出大段来不及校对加工的文字。”
　　当代的一位作家凯特·威廉曾写道:
　　……有太多压力逼着我再次放弃写作,成为母亲,成为家庭主妇,等等……我丈夫很理解我,他希望我写作,但他似乎也无能为力……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会把越来越多的责任加在任何一个愿意继续接受这些责任的女人身上。一旦其他责任太重,她就必须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或者她就只能采取彻底自私的立场,拒绝这个世界,然后接受任何可能出现的负罪感。
　　除非一个女人知道自己是另一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或简·奥斯丁,否则她怎么可能说“不”?……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要把孩子、房子、学校职责、丈夫的需要、院子等摆在前面……要改变顺序……太难了。我们的成长经历里压根就没做这种准备。
　　如果说时间很重要,那么获得材料和训练的机会也很重要。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人人皆知,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再费笔墨。也许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这种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做法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例如,1953年我进入康奈尔大学的文理学院时,用的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女生名额。等我1967年以教师身份再次进入这个学院时,这个配额已经提高到50%。1973年我离开时,这个学院正在热烈讨论是否要完全废除配额,是否要允许入校女生的人数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男生。
　　即使纸和笔比画布和颜料更容易得到,即使女性可以解决好时间问题并妥善处理被认为是第一要务的家庭义务,即使她们没有被正式剥夺正规教育,仍有一种强大而无形的东西叫社会期望。我们先来看看出生于1661年的安妮·芬奇,即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她有幸拥有闲暇、财富和(据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一个善解人意的丈夫:
　　哎呀!一个妄想写作的女人
　　如此自以为是,却得到尊重,
　　任凭她有什么美德也无法弥补这样的错误。
　　再看看多萝西·奥斯本是如何评论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同时代的纽卡斯尔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她同样悠闲自在,生活富裕,“嫁给了最好的丈夫”:“这可怜的女人肯定是有点疯了,否则她绝不可能荒唐到要冒险写书作诗的地步。就算我两个星期睡不着觉,我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1837年,夏洛特·勃朗特写信给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想听听他对她的诗歌的看法。骚塞回答说,“看得出你很有才华”,但“建议她放弃成为诗人的想法”:“文学不能成为女人一生的事业,而且不应该是。你在该做的事情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就越不会有空闲时间花在文学上,哪怕是……为了消遣。”
　　勃朗特回信说:我很注意不让自己走神,让人觉得我古怪……我不仅努力地用心完成女人应尽的义务,而且还努力让自己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不是一直都能做到,因为有时候当我在上课或缝纫时,我宁愿自己是在阅读或写作,但我尽量克制自己。
　　又过了很多年,埃伦·格拉斯哥拿着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手稿到纽约城找一位“文学顾问”(即代理商),那人告诉她,“你太漂亮了,不应该当小说家。你不穿衣服的时候和穿衣服时一样可爱吗?”她后来找的那位出版人没有侵犯她,但“他不想要女人写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年纪轻轻还可以生孩子的女人……‘我给你最好的建议是……不要写作了,回南方去,生几个孩子……最伟大的女人不是写出杰作的女人,而是生出健康漂亮娃娃的女人’”。
　　188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评论乔治·艾略特,说她“有一种女性的无能,无法描写有真正男子气的主人公”。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虽然娶了伍尔夫这样一位文学家,而且对她呵护有加,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却仍然会在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会长弗洛伦斯·豪30多岁时对她说:“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图书馆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