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芳

　　给父亲写的书千呼万唤终于面世了,这是作为女儿献给父亲的一份礼物。在写书之时,父亲还是一贯强硬健谈的模样,等将书放在他的枕头边,他已然昏迷三月有余……
　　生命是无常的,年近九旬,犹如一片枯黄的叶子,在一场场秋雨中摇摇欲坠。而母亲又仿佛是这片叶上的叶脉,从不曾有过独立完整的自己。牵一发而动全身,父亲生病之后,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母亲爱静不爱动,喜欢绣鞋垫、缝制荷包之类,在家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知足而快乐。看过母亲绣活的人,禁不住惊呼是艺术品。每每听到夸赞,母亲总是羞赧地摆摆手,但私下里,她因为这些赞许而颇有动力。“业精于勤,荒于嬉”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所谓的“业”,不是洒扫庭除的活儿,“那些都是捎带手的事”,能拿得出手让人看的活儿才能称之为“业”。例如,织布缝衣,对个门帘子,染纱浆布等等。到后来,在城市里生活,能在家里做的“业”越来越少,缝纫机是母亲的最爱,自己扎门帘、做被罩,缝缝补补都离不了,还添置过锁边机,自己使用之外,母亲还乐于给街坊服务。母亲的勤谨能干、热忱善良在熟人中有口皆碑。
　　或许母亲就是吃了太善的亏。善良从来不是贬义词,但母亲的善多少是因着父亲的“恶”。根源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挣工资的父亲总是瞧不起当家庭主妇的母亲,他们的矛盾成为我们家的“世纪难题”。
　　我父母是因爱情而结合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从扫盲班毕业,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其时,父亲被调到母亲娘家的村子里教书。那个靠近黄河边的村子,虽俭朴尚文,但民风彪悍,总能感觉到淳朴中带着一股狠戾之气。从远古就流传着血祭风俗,当地人叫“扎马嚼”。扎马嚼起源于古老的祈雨祭祀活动,与别处闹社火、耍龙灯并无二致。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母亲,原本是个特立独行、个性张扬的人。在与父亲相伴几十年的风雨岁月中,母亲做了不少支撑一个家庭重担的大事,在起伏跌宕中,从没有胆怯懦弱过。
　　结婚那年,母亲18岁,就像一朵花,正是怒放的年纪。亭亭玉立,精明能干。《婚姻法》已颁布,开明的姥爷一文彩礼不要,母亲与父亲领完结婚证,与证婚人、村干部吃了顿饭,拍了张合影,就算礼成。两床铺盖摆在一起,就开始过日子。如此简朴纯净的婚姻,曾经羡煞旁人。父亲是二婚,带着一个8岁的儿子,母亲一进门就当妈,次年生了二哥,等姐姐出生不到周岁,寡居十多年的婆婆去世……迫于生计,母亲辞去了教职,带着孩子回乡务农。那个年头,这样的家庭结构不乏其例。
　　等父亲结束了“文革”打压,年长的子女陆续成家立业,母亲才带着最小的我跟父亲进了城。城是进了,但陈旧的思想却进不了城。父亲教了一辈子书,讲起来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可骨子里仍是男尊女卑。“钱是我赚的,你们靠我养活”的观念根深蒂固,从未改变。父亲的工资都是自己掌控,母亲须伸手去讨要才能添置衣物、买菜做饭。为此母亲抗争过,幼年总能在梦中被他们的争吵声惊醒。但吵归吵,日子还是照旧,我的母亲憋屈地活着,从朝气蓬勃到白发苍苍。父亲还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远离庖厨的“君子”。
　　母亲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她靠自己的手艺和辛劳,日积月累,积攒了一些私房钱。端午节缝荷包、替人缝制衣物,都是母亲在做好一日三餐后,刁空(方言,抽空)干的活儿。到了秋末,母亲还要去收割后的田野拾庄稼,贴补家用。她能自己扛就不开口问父亲要钱。
　　要强独立的母亲在我眼中,却是“外强中干”,是被父亲欺负的对象。显然,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庭模式,时间长了便习惯成了自然。母亲憋屈惯了,家里与钱有关的事父亲说了算,但遇到大事却是母亲向前冲,父亲往后退。到晚年,父亲还是主外,主要负责花钱购物；母亲主内,负责洒扫庭除,手从早到晚不停,不是干家务就是绣鞋垫,忙碌充实,悠然乐哉。
　　两年前,父亲发现老年痴呆的迹象,开始丢东落西,说话颠三倒四,早期躁狂症状是晨昏颠倒,晚上闹腾,白天疲惫。母亲全力以赴伺候父亲,为防止他走丢,为让他饮食得当,本来哮喘的母亲能推着轮椅带父亲出去吃早点、买菜,这在之前很难做到的事,她都做得驾轻就熟。耄耋之年,母亲如佘太君一般,披挂上阵,再次为家庭冲锋陷阵。那段时间,父亲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楚,母亲日渐消瘦,精神也随之萎靡。
　　如同一种平衡,外人看来再不和谐,但一旦被打破,其中当事人难免会受到伤害。母亲终于可以掌管家庭权力,就像常年不用的器官,早已退化,她不得不放权给儿子,延续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千年老路。
　　这条早已被推翻的老路子,母亲走得很辛苦。随着父亲病情加重,间断性出现昏迷,母亲一改往日的乐观豁达,变得失眠多梦,不思饮食。
　　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母亲的范本,而我的母亲,如同父亲叶片上的脉络,在秋冬交替的孟冬时节,纤细孱弱,摇摇欲坠,怎不令人心痛到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