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纸上的父亲,有年轻朝气的面庞,眼睛仿佛看着自己,微微含笑。捧着画像,刘万宁的手剧烈抖动起来,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父亲永远是风华正茂的模样,而刘万宁已经是耄耋老人。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将青春永远定格于烽火。
　　不想让烈士的音容湮灭于历史,“画笔神探”林宇辉,用画像重现革命烈士的形象,让烈士和亲人能够穿越时光相见。将父亲的画像紧贴胸口,79岁的刘万宁哭得像个孩子:“爸爸啊,我终于见到你了。”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团圆
　　迎接父亲画像这天,刘万宁几乎一夜没睡。早上出门之前,刘万宁穿了一件夹克,整个人看起来年轻又精神。“这件衣服我买了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穿,今天见爸爸,我要穿得整齐一点。”刘万宁说,“爸爸还年轻,我已经老了。”
　　有关父亲的一切都流传在母亲和姑姑的叙述中,真正和父亲相关的信息,来自一张微微泛黄的纸。刘万宁将这张纸小心翼翼地展开,父亲刘占鳌的名字出现了:“刘占鳌同志在执行革命任务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是父亲唯一的遗物。
　　刘万宁的父亲刘占鳌,时任中共饶阳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五一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这是一段写入县志的烈士壮歌:因遭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将刘占鳌家团团围住。敌人扬言活捉刘占鳌,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刘占鳌高喊着“我是中国人,至死不投降”,英勇不屈,毅然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父亲牺牲时,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刘万宁躲到了娘家。从小到大,刘万宁无数次想象着父亲的样子:个子比自己高一点,有很宽厚的肩膀,看起来敦厚可靠；黑红色的脸膛上带着坚毅；厚厚的耳垂,笑起来会抿着嘴,显得很宽厚。因为长期从事革命任务,所以父亲都是一副休闲又精干的打扮:穿着对襟大褂,戴着一顶宽檐草帽,是一个沉稳、健壮又活泼的青年。
　　虽然在心里千千万万次描绘,父亲依然只是一个英雄的符号、长辈口中相传的影子。随着年纪渐长,已至耄耋之年的刘万宁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仍不认识父亲。”
　　就算是最年轻的烈士家属,也已经70多岁。对他们而言,时间尤为宝贵,因为“等不起了”。
　　79岁的高才觉得等不起了。大哥高恩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在解放广州战役中牺牲,年仅24岁。同年,在家乡的母亲罹患重病去世。大哥离家时,高才只有3岁,对大哥的样貌已没有了印象,但当大哥牺牲时,父亲的眼泪给了高才深刻的震撼:“父亲在后院里哭了一天一夜,好几天不吃不喝。”
　　父亲的眼泪,母亲临终时的挂念,成了高才一辈子的伤疤。大哥的忠骨已无迹可寻,高才就想,如果能有大哥的一幅画像,一家人也能凑成团圆。大哥生前没留下一张照片,但姐姐给高才详细描述过大哥的样子:东北大汉的雄壮身材,双眼皮,剑眉星目,是个豪气的帅小伙。
　　这些年,高才也曾寻找大哥的踪迹,烈士陵园、纪念馆、老部队的一些旧址……但牺牲的烈士千千万,大哥无迹可寻。
　　经过近半个世纪失败的寻找后,这位失落的老人找到弥补遗憾的方法——从新闻中得知济南有位退休警官林宇辉,是模拟画像高手。林警官正在进行为100位烈士画像的公益活动,能否找林警官为哥哥画一幅像?
　　高才辗转联系到林宇辉,在比对了高才及其父母、兄弟姐妹的照片后,“大哥”在林宇辉的画笔下渐渐清晰:眉毛、眼睛和鼻子随父亲,嘴巴像母亲,轮廓像二哥……3月21日下午4时,高才踏上了从齐齐哈尔到济南的列车。1700多公里、整整26个小时后,22日下午6时,高才见到了阔别73年的大哥。“大哥,我来接你回家了。”一句话没说完,老人已泣不成声。
画像上的年轻人
　　为100位烈士画像,林宇辉已经完成了93幅。退休前,他曾是山东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造就了他“画骨寻人”的绝技,多次为被拐儿童画像助力破案,被称为“神笔警探”。
　　退休后,林宇辉开始实施“为被拐儿童画100幅像”的计划,他的画像让很多被拐儿童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知道了孩子长大的样子,也许有一天就可以找到了。
　　100幅被拐儿童画像完成后,“为烈士画100幅画像”的计划又开始了。林宇辉也觉得很累,他已经63岁,心脏也不太好。
　　为烈士画像,除了要研究从抗日到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不同时期的服装、发型变化,还要区别南北方人的面部特征。每个人的相貌都有迹可循,家族遗传的基因体现在脸上,这就需要一点点比对和鉴别。对烈士家属来说,画得越像,他们越能从情感上接受。林宇辉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亲人看到画像后一下子就哭出来,“这就是我的亲人。”
　　“这些烈士,他们为了我们的国家献出了生命,我们能做的很少,就是尽量让后人记住他们。”林宇辉说,每次画像之前,都会提前了解烈士的事迹,而画像则更像是和烈士对话:定格和呈现他们年轻的生命,显示出他们的精气神。
　　嘴角下面有颗小痣的董爱珠,曾被彭德怀元帅亲切地称为“红小鬼”。他生于1925年9月1日,山西省辽县人,1946年在陇海战役的兰封攻坚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岁。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为革命牺牲,死得值!如有机会转告我家,我弟弟生下第一胎孩子,不论男女,要过继给我。让他(她)永远铭记我是为革命牺牲的!让他(她)继承我的遗志,永远跟党走,继续为革命做贡献,我就死而无憾了。”
　　烈士韩瑞山有宽宽的下颌角,他是济南人,生于1923年,牺牲于1949年,年仅26岁。韩家一门忠烈,兄弟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因为牺牲地点不详,后辈至今仍在寻找韩瑞山的埋骨之地。
　　有张娃娃脸的赵喜廷烈士,祖籍河北省武安市徘徊镇庙庄村,1947年参军,1952年抗美援朝中牺牲,牺牲时妻子即将临盆。根据战争胜利后回国的战友回忆,牺牲当天赵喜廷带领一帮战士正在冲锋,敌人飞机疯狂地向下扔炸弹,冲锋的战士无一幸免……
　　93张画像,93位烈士,93个年轻生命。对林宇辉来说,为革命烈士画像,不只是了却自己的心愿,更是为了铭记那些“最可爱的人”。
等妮,等你
　　支撑林宇辉一张又一张画下去的,除了烈士的精神和事迹,还有“每次烈属见到画像时,崩溃的哭声”。来找林宇辉画像的,有烈士的妻子、孩子,有他们的兄弟,还有孙儿、子侄、战友。每一张画像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93个家庭,93种悲伤。“他们有的寻找了70多年,有的等了70多年,见到画像,就像见到他们等的人……”
　　在来画像的烈属中,好几个名字都叫“等妮”,意思是“等你”。烈士牺牲时,很多是新婚,留下了遗腹子。出征之前跟年轻的妻子说:等着我。妻子就等了一辈子。
　　来自泰安的等妮,已经是满头华发的老人。在父亲出征杳无音信的很多年里,母亲一直告诉她,“你爸还活着。”母亲的推断,来自“没有人说过他死了”。等妮对母亲承诺,“我一定找到父亲。”这是一场等待的接力赛,但最终没能等到父亲,同样变成老人的等妮用画像的方式接父亲“回家”,圆了母亲的等待。
　　在林宇辉接待的烈属中,孩子来画父亲的最多,他们告诉林宇辉,父亲牺牲后,奶奶的眼睛哭瞎了,母亲一个人挑起家……
　　林宇辉的夫人侯庆瑛曾经被这样一个故事所震撼:“有位烈属,经常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6岁时,他妈妈接到通知,说要去接爸爸。他以为爸爸要回来了,高兴地拉着妈妈去找爸爸,结果到了地方一看,只有一个茶缸,一个破行军包,爸爸已经牺牲了。”
　　也有烈士遗孀亲自来画烈士的画像。2017年,83岁的周里秀找到林宇辉,希望为丈夫刘国才烈士画像,她清楚地记得两人相遇、相爱的所有细节:年轻时的周里秀长相秀美,照相馆私自留了一张她的相片放进橱窗。机缘巧合,刘国才对照片里的周里秀一见钟情,两人遂相识相爱。
　　两人婚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一等功的刘国才告别怀孕的妻子,要去前线剿匪,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五个月后,两人的儿子出生,周里秀给其取名刘自勇,希望他像父亲一样勇敢。
　　因为历史原因,刘国才烈士的所有证件、照片都已损毁。周里秀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刘自勇“见”父亲刘国才一面。在看到林宇辉画的画像时,周里秀眼睛一眨不眨,停止了抽泣,喃喃地说:“像、像……”还指着画像和孙女说:“嘴这边有点痘痘的。”
　　已经过去了60多年,周里秀还记得丈夫临走时的嘱咐,他用刚发的工资买了糖,让她在家安心保养,“你好好的,等我回来。”
　　《永远的丰碑——江苏涟水县革命烈士传》中,交代了烈士桑清亮的事迹:桑清亮,遭伪军袭击腹部受伤,肠子露出,他仍高叫同伴:“快撤,我来掩护。”同伴在桑清亮掩护下脱险了,他则被敌人抓捕。敌人残忍地用铡刀将他的头颅砍下示众。
　　这短短的半页纸,浓缩了烈士的一生,却没能写出烈士家人的牺牲和付出:在丈夫被残忍杀害时,妻子刚怀孕两个月,为了让丈夫入土为安,她用缝衣针给丈夫一针一针缝上了头颅。丈夫去世后,她生下儿子桑友春,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培养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桑友春婚后,育有六女一子,她作为奶奶,又拉扯大了孙儿孙女。2014年7月,桑友春的母亲以95岁高龄去世。
　　捧着林宇辉给父亲画的画像,桑友春郑重地将其摆放在母亲的画像旁,一对夫妻穿越76年再次“重逢”……
与时间赛跑
　　每张画像背后,都寄托着无限哀思,但也有一些画像,承载着无限希望。
　　对无名烈士来说,一幅画像,就是一份记忆——一位姓肖的老人,想给自己的战友画像。他们都是进步学生,曾一起结伴前往朝鲜战场。在一次行动结束时,战友误入敌人雷区被炸飞。回国后,他曾反复寻找战友的家人,但都没有音讯。如今,肖老也步入耄耋之年,他想通过画像的方式,留住战友的身影——也许战友的亲属能看到这张画像,让战友回家。
　　“很多牺牲的烈士都没有名字,找不到家人。如果连画像都没有,等认识他的人去世了,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记得他了。”林宇辉说,他现在不敢停笔,“怕追不上他们老去的脚步。”
　　林宇辉说,给烈士画像,很多时候是“赛跑”,和生命赛跑。对于一代、二代烈属来说,大多数已步入暮年,对烈士的追寻更像是圆梦；但对于三代、四代来说,前辈就像传说中光荣的影子,并没有父辈那样强烈的寻找欲望。因此,遇到行动不便的烈属,林宇辉会亲手把画像送到他们手上,“和时间赛跑,为他们圆梦。”
　　在生命的尽头,聊城茌平的陈基铎见到了父亲的画像。他患上了癌症,几乎不能进食,仅靠输液维持。即便如此,他的神志还很清楚,始终无法忘记自己从小的愿望:父亲在他一岁时被杀害,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见父亲一面。
　　当林宇辉把画像捧到陈基铎病床前时,老人流下了眼泪,八十年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英雄形象。
　　从2017年开始为烈士画像到现在,林宇辉脚步未停,画笔未停。侯庆瑛心疼丈夫,主动把联络、交通等工作承担下来。丈夫出门送画像时,她一直跟着,因为她不放心林宇辉的身体,“心脏不好,我一直劝他住院,不听我的。”
　　林宇辉确实“不听”妻子的话。在接近清明节的时候,他没日没夜俯身案头赶工。清明节了,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照片、没有坟墓,甚至不知道亲人牺牲、埋葬在哪里,画像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安慰。林宇辉说,既然承诺给烈士画100幅画,就一定要达到目标,因为很多想念烈士的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