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增

　　人本是历史的创造者,写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二十四史”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或断代史。钱穆说:“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当然,列入“二十四史”的人物尽是些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孝子烈女之类,黎民百姓不得跻身其中。遗憾的是,以人物为书写核心的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并没有为我们所完全继承发扬,我们看到的历史著述,不论是大部头的通史,还是精致的简史,往往都是王朝更替、制度沿革、经济兴衰、文化成就、民族关系的历史,虽然不同的著作还有不同的模块,但都跳不出“见物不见人”的窠臼。
　　《威海人史话》写“人”,是围绕人的亲缘与地缘关系展开的,即以“人——家族——村落”为主线,写他们是哪里人,怎么到了威海的某个地方,如何生存、发展。这样的书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记住乡愁,留给当代人的时代价值,是家族的根脉之所在,是祖辈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一个地方的“人——家族——村落”的历史,“正史”缺记,几乎是一片空白；官修的方志,也只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因此,书写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族谱、碑刻、传说等,这些材料散落民间,必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威海人史话》,基于海量的田野调查研究,作者跋山涉水、走街串巷,他们难以言表的付出,尽显于字里行间。
　　族谱、碑刻、传说等构成的民众记忆的历史,有别于“二十四史”构成的正史。例如,据《威海人史话》考证:“威海境内有文献记载最早出现并传承至今的姓氏”是姜姓,姜姓的发展史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康公姜贷被放逐海上,食一城。战国秦汉之时,一城指一县。姜贷的食邑究竟在何处,今难以确指。但是,胶东一带的姜姓传说,秦始皇东巡,姜贷后裔担心遭到杀戮,姜相伯携家人逃往“通天岭”躲藏。秦始皇驾崩,姜氏的担忧解除,姜相伯携家人走出“通天岭”,在岭南建村,名曰“通岭”,后改为“峒岭”。明朝隆庆年间的一场大水,将峒岭一分为二,遂成“东峒岭”、“西峒岭”两村、随着人口繁衍,峒岭村难以容纳,子姜姓后裔不得不外迁,或建新村,或迁入其他村落。据《威海人史话》统计,仅威海市就有峒岭姜姓迁建或迁入的村落120多个。峒岭成为胶东姜姓的祖源地,胶东的姜姓大多将祖籍追溯至此。
　　位于今乳山市徐家镇的“峒岭”,只是胶东姜姓的“祖籍符号”。“祖籍符号”是民众集体记忆、世代传承的共同祖籍,其基本特征是:将某个省、县、乡、庄,或某个城门、街巷、渡口,或某棵树等视为共同的祖籍。认同、归属在这些“祖籍符号”下的民众,其身份未必全是移民,其真正的祖籍也不一定在此。但是,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此为祖籍。“洪洞大槐树”移民、“直隶枣强”移民也见于威海一带,但威海一带最为盛行的“祖籍符号”是云南与“小云南”,《威海人史话》予以重点关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入清朝后,“闯关东”渐成大潮。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一般认为,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死逼梁山下关东,走投无路下崴子”,是胶东地区的一句民谚,“崴子”即海参崴。“闯关东”也是《威海人史话》关注的重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威海人史话》收录了荣成民间的一首歌谣——《一枝花捎书》,表达了妻子对“闯关东”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凄凉哀婉,这样的歌谣委实不多见。
　　“闯关东”的山东人,虽然有的在东北已经居住了数百年,但他们始终不忘故里,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山东老家,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二三百年过去了,他们凭借宗谱家乘、口耳相传,记忆着自己的祖籍。那些早期“闯关东”的山东人,记忆中的祖籍仅剩下“山东”。
　　《威海人史话》书写的“人——家族——村落”的历史,展示了威海一带的移民在人、地两生的环境下,重构亲缘与地缘关系,建构他们的“祖籍符号”。
　　“祖籍符号”是神圣的家园象征,积淀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基于中华民族的故乡情怀、祖籍情感,从个体的祖籍到共同的“祖籍符号”所形成的“同根同乡”思想观念,是“祖籍符号”的本质特征。这个本质特征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及国家认同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在当今中国社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故乡”已成为经过岁月洗礼沉淀下来的想象,“祖籍符号”也呈现出“代际衰减”的趋势。当此情况下,需要像《威海人史话》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意义,重构精神家园的乡愁,通过“祖籍符号”的再阐释、再弘扬,激活其生命力,促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