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外的王安忆,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的王安忆。新书《戏说:王安忆谈艺术》收录了48篇文章,汇集了王安忆自1988年至今的观影、看剧史以及艺术馆游历史。她以小说家的敏锐解读经典,又以普通人的心态解读人性,用独具一格的视角和分析,帮我们推开了另一扇思维之门。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于伟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像”。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像”。看起来,导演和演员,对上海舞女这行当,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宝”形态显然是从1949年以后,工农化电影里,对“舞女”带有漫画式的描绘中演绎出来的。她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
　　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经到了这份上,就不必浓油重彩,隆重登场。尽可以收敛起来,也是大盗不动干戈。
　　《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像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示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
　　不只是她,大凡勤劳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弄得很狼狈,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车间里的老师傅,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农田里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干下来,身上没有一星土,锄板上也没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干活,是很享受的。地里有一个好把式干活,田边过路的人,都会伫步观赏。看他一招一式,又简洁又有效,相当优雅。
　　又不知道为什么,影视作品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非常不得已。再其实,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在劳动时,是很快乐的。电影《骆驼祥子》,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在街上跑得多好!年轻,健壮,有的是力气,腿脚轻快极了,又兴兴头头的。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她也向“高仓健”诉苦:累得受不了,真想不干了。可一干上手,她却又是那么喜悦。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那些纺织女工,在弄堂里穿行,像燕子一样,看她接头,手指也像燕子。
　　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一部叫《股疯》,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像里面所要表现的,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手脚都应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性急慌忙。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样搀人的: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一个会过日子的勤俭的女人,会有更合理的节约方法。比如买袜子,同款式同颜色的总是买两双,穿破两只以后可以再拼成一双。再比如,买香肥皂,是买大号的,因为用到后来,总是一个肥皂头,大号的使用率就高。她们有许多生活的学问,并不是那么没见识的。还有就是说话。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绝不是那么喋喋不休,出言粗鲁,且言语单调,满口什么“拎不清”“不要太好噢”一类的流行语。她们说话要风趣得多。有一回,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道:“这孩子真是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像!”
　　《走过冬天的女人》里,后来女主角与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像。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她们不是那一派情调的。那女主角怀了心事,在沙发上和衣坐了一夜,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合情理。我最喜欢的就是《毛毛告状》,当亲子鉴定下来,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就是毛毛的父亲时,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那电视剧的编导走过去问他:做爸爸了高兴吧?这句话问得实在好,贴心。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她没有问:服不服?而是问:做爸爸高兴吧?这就是做人的常识,做人常识里的良善。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办法。女编导再问: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他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原谅我,停了一会,他又说:可我还是没有办法!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茬,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张艺谋拍《一个都不能少》,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常理。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又要说到演员潘虹了。《人到中年》里,她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送孩子看急诊过后,来不及烧午饭,只得啃一个烧饼。她很艰难地啃了一口,随即热泪盈眶。这个镜头很是被专家们称道,可实在觉得文艺腔太重,不像。一个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对这些该是习以为常,早已经具备应付能力了。
　　在与此电影差不多的年代里,放过一个电视短剧,也是写一个女知识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独身带一个女儿,上班的学校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饭。教育局的一个干部去她家访问,天黑了,还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在家。等了许久,忽然,从门外往床上扔进一个包,紧接着,又扔进一件外套,再接着,就听见油锅爆响了,然后,听那女教师朗朗地叫了一声:酱油!小孩子立即应声送上酱油。这一情景就有常识了,它不是像前者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真的很艰辛。
　　好像是,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旧电影《乌鸦和麻雀》,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时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还有《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她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这么开心,一点不悲戚,不知自己处境的卑贱和悲惨,她的浑然不觉,格外地叫人痛惜。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那时候的电影,现在看起来还是好看。
　　《饮食男女》里,那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就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的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有一个镜头,后来回想很是温煦:老头用筷子很不解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铁硬的排骨,然后吃了下去。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我们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其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摘选自《戏说:王安忆谈艺术》,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