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杨志军在长篇小说新作《最后的农民工》里,借小说里怀揣文学梦的小人物之口,用一首首抒情诗,抒发了“最后的农民工”压抑不住的诗情,譬如在小说的尾声,以这样一首诗抒怀:
　　那是我的子树,
　　枝杈托起鸟巢,
　　梢头挂着月亮,
　　今天的风景,
　　明天的栋梁,
　　哪棵树不想这样?
　　那就去吧,
　　就算最后变作薪柴,
　　进入炉膛,
　　也要发出暗夜里的光亮,
　　疼痛中的歌唱。
　　“疼痛中的歌唱。”这句诗在我读来恰好可以用来概括读完这部小说的印象。关于这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杨志军说:该说的话在小说里都写了,小说完成后,已经无话可说。何况,关于他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他小说里写到的一个小人物马离农已经替他说了。小说里的马离农来青岛打工三十年后写了一部小说《一个农民工的自述》,正是这部“自述”,融汇在杨志军的小说里:一边是小说人物的故事,一边是小说人物写作的《一个农民工的自述》,两条线索,共同推动着小说故事的演绎和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环湖崩溃》,到新世纪现象级畅销小说《藏獒》及续集再二再三,杨志军的小说以鲜明的青藏高原的故事为特色,他的藏地小说,在演绎人性与自然的高原故事里,充溢着人文情怀观照下的理想主义精神。植根于现实生活里的人物刻画,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里闪耀着人性和理想的光辉。这也是杨志军的文学魅力所在。近些年来,在长篇小说《西藏的战争》之后,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逐渐开始以他所居住的青岛为故事发生的背景。1995年,他从青海西宁移居山东青岛,二十多年过去,青岛渐渐成为他的长篇小说描绘的内容,而这部《最后的农民工》就是他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
　　作为青岛的“新移民”,杨志军描绘的无疑也是属于青岛“新移民”的一个群体,只是这个群体有一个逐渐淡化或说逐渐改变的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农民工”。至于小说故事所覆盖的时代,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延伸到了当下。正是在这三四十年的城市演变中,从80年代身份特色鲜明的农民工,到今天早已融入城市生活的各行各业的打工群体,“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里的“最后的农民工”。
　　杨志军并没有为了创作这部小说而去做采访和调查,用他的话说,我们身边每天所接触的最不缺少的群体其实就是农民工。最初到青岛刚定居时,他供职报社所属的一家出版社的大院外,是城市开发的新区,到处是建筑工地,到处是年轻的农民工。这些年来,随着青岛城市的不断扩大和市区的扩展,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农民工在改造和推动着城市面貌的变化。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也在不断改变、适应着城市的变化。
　　杨志军在《最后的农民工》中,描绘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各种职业,反映出了城市变化的方方面面。小说里的人物:翠莲、常发财、马离农……当然不能一一对应现实生活里的具体人物,但是肯定有着现实生活里所对应的具体角色。用杨志军的话说,写小说,往往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有了想写某一个人物故事的冲动,有了这种写作的冲动,人物就自然而然地登场了,人物的命运和故事也就有了自身的逻辑和性格。在细节里展现的,其实就是这些各色人物呈现的本色身份:他们的坚韧与机敏,他们的自尊与褊狭,他们的忠厚与狡诈,他们的淳朴与贪婪,他们的善良与驳杂……在复杂的人性遮蔽下,又透露着底色的理想和温暖。这也是作家对所刻画人物所抱有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的力量。
　　在这部小说最后的尾声里,杨志军借装修工麸子的观察,对这些已经在青岛闯出了新天地的“最后的农民工”给出了总结:不管是马离农还是翠莲,都已经是事实上的城里人了,能够在城市的任何地方游刃有余地生活,但他们最终还是把眼光投向了乡村。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做一个城里人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种经历,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今天的回归跟昨天的离乡一样,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一种经历、一个过程。
　　“我喜欢马离农这个人,不光是因为他的许多做法,还在于他的见识。他说青岛是一座农民工用厚茧之手托起的城市,农民工的潮水般涌入,早在1897年青岛开始依托小渔村小商埠建造城市时,就已经发生了。而它的现代化进程,则完全依赖于农民工的第二次潮涌。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最大变化,不是股票期货的出现,不是城市的一再扩大,不是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不是人的物欲的无限膨胀,而是农民工进城,是农民和工人的差别迅速消失。农民工这个词汇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改变历史进程的组合正在发生。它是所有变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释放出被压抑了无数年的巨大创造力,毫无遗漏且持续不衰。能量的爆发就像海潮的涌动,呼呼地来,呼呼地去,能来的就能去,能去的就能来,活水奔腾,风云际会,我们终于有了一次合乎时代节拍的行走:当一个农业大国正需要用全新的工业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来时……农民工进城后必须面对的,除了工作与生存、创业与发展,还有一个道德完善和精神再造的问题,忽略这个问题的结果,便是混乱和犯罪的大量出现,法律并不会因为他们是农民工而变得宽容大度和消极无为。大移民时代,如果农民工不能在道德精神上超越自己,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清洁能力,而向城市固有的人格错位和人的惰性以及庸俗的小市民习气靠近,如果他们不能在拯救城市的同时也拯救自己,那就将影响他们的未来和城市的气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充满各种欲望的人类来说,人性的堕落是它最后的灾难,人性的升华也是它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这段话是小说里的人物麸子的话。但我更愿意相信这就是杨志军自己的话,也是他对“最后的农民工”的概括和对这部小说主旨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