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钦国

　　清末谴责小说《老残游记》载有一则投毒案。光绪末年,山东齐河县齐东村贾老汉19岁的女儿贾大妮与邻村吴二私下相好但遭家人反对,吴二下毒使贾老汉家“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口”。
　　郎中老残发现中毒者“骨节不硬,颜色不变”,判断“恐怕是西洋什么药,怕是印度草等类的东西。”为查清究竟是何药物,老残专程到济南一家中西大药房调查,但中西大药房“只是上海贩来的各种瓶子里的熟药,却没有生药。”当时上海、济南等地确已有了西医西药。济南作为内陆城市,药店销售的西药非本地生产加工,多由上海华英、德国拜耳等洋行购进。老残看到的“瓶子里的熟药”即成药,可以直接服用,而“生药”即所谓有待加工合成的化学原料。
　　次日,老残又到济南天主教堂拜访“既通西医又通化学”的神甫克扯斯,“克扯斯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又查了一会书,还是没有同这个情形相对的。”老残越发认为“不是寻常毒药”。西医西药传入中国始于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便于传教,传教士多采用行医、教育、慈善、公益等方式进行,免费施医舍药,西药以这种方式渐为中国人所接受。
　　鸦片战争以后,根据《南京条约》等,外国商人与传教士可由上海、广州等沿海沿江之地进入内地。根据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清政府开放了登州(今山东蓬莱)等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此建房居住、买地建教堂、学校和医院,西医药经此进入山东。光绪初年,山东青州连续干旱,瘟疫流行,百姓流徙,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求助于烟台、上海等地基督教组织,募集资金用于救济,其中就有治疗伤寒病的西药“奎宁丸”。济南较早的西医院是1891年建立的基督教会医院(齐鲁医院前身),老残(1900年前后)来到济南时,济南已有数家中西药房,神甫克扯斯开的中西大药房即是其一。
　　西医药、中医药各有所长,当时中国人并不排斥,《燕京开教略》载,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曾患疟疾,“西洋人洪约翰、刘应进献了金鸡拿,皇上服之而愈”。金鸡拿即金鸡纳霜(奎宁),主要用于治疗与预防疟疾和焦虫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十八日,康熙为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送金鸡拿“赐驿马星夜赶去”江宁。这说明清政府与官员对金鸡纳霜等西药是认可的。
　　济南1904年自主开埠后商贸繁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杨士骧上任山东巡抚后,发现(济南)“药肆林立”,但药品“取材不精或鬻良杂苦”“贻害生命”,先后于1905年8月21日在济南西关开设官办的中西医院,陈幼庸任总办,萧苞九任坐局帮办,高华廷任提调,有中医正医官4人,西医医官1人；1906年年中开办山东官药局。1913年,张聿修集资27股共计2700元,在济南开办齐鲁药房,主营诊所兼配处方,并出售西药。同一年,上海西药界资本在济南开设了上海五洲大药房济南支店,济南西药逐渐增多,到1920年前后济南西药业户已达20家,对这些专门的西药房人们称为洋药房。
　　后来,《老残游记》中说道,老残用计查出吴二下的所谓“毒药”其实是一种名为“千日醉”的药水,由一种“香得可爱”的草煮水而成,其“色如桃花,味香气浓。用舌尖细试,有点微甜”“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正因为不是毒药所以“骨节不硬,皮肤不发青紫”,仵作才难以验出。老残来到泰山脚下找到青龙子要了解药“返魂香”——“有点像乳香的样子,颜色黑黯……臭支支的”,救了贾老汉一家十三口。
　　世上万物,物各情性。千日醉、返魂香也好,金鸡纳霜、青蒿素也罢,其实大多来自植物,只不过有些是利用了植物的物理特性,有些则是利用现代技术从植物中提取而来,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应当用其所长,为人类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