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钦国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烟台英商纱泰公司(H.Sietas)创办了近代山东第一份报纸《芝罘快邮》(Chefoo　Express),这也是山东第一份外文报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广东南海人朱淇在青岛斐迭里大街(中山路)创办《胶州报》,这是近代山东首份中文报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周馥任山东巡抚,次年将民营《胶州报》收购,社址迁至胶州路,由候补道朱钟琪主持报社事务。改为官办后山东商务局拨款3000两作为经费,后每月补助洋元300元。
　　《胶州报》系周刊,初时每周四出版,后改为周二出版,书页式八开八版,铅印。《胶州报》“本埠每年收银一元三角,山东各内地每年收费大钱一千五百文。”表明该报可以在全省发行。“本埠报纸每张零售收大钱二十五文”“凡订购一年者宜先付半年报资”,表明该报既可一次订购也可零买。而其“带登告白(广告),以五十字起算,宜先付刊资。”的告示,则与现代报纸收费刊登广告无实质差别。《胶州报》已具备现代报纸的重要要素。
　　《胶州报》系“周刊,每期出对开1张”,出版周期长,版面少,传播半径小,信息明显滞后,难以影响全省。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6月25日,周馥在省城济南创办了《济南汇报》,社址在西门里小沧街路北(今寿康楼,2012年列为山东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这份报纸被认为是山东最早的官报,也是济南第一家报纸(一说《简报》。山东工艺局李士可在后宰门街创办,日出对开一张,单面石印,发行四五百份。)
　　这份报纸从外观看与现代报纸差别很大,与其说是报纸不如说是一本小册子或杂志更为确切——长22厘米,宽15厘米(一说12厘米),五日刊,全年64期,每期版数不一。前11期木版印刷,12至34期铅印,35期后石印。《济南汇报》信息主要包括“政”“事”“文”“学”四个方面,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官报相似,内容首先是“上谕”和“时政汇览”,前者指皇帝对高级官员的调整任命,后者是指地方给皇帝的奏折、地方章程或公文类信息。
　　《济南汇报》也有自己的特色,专设“东省辑要”,主要刊登山东本省有关政事的条陈、奏折或章程。这份报纸还设有“五洲近事汇编”栏目,转载其他报纸上的外国消息,相当于现代报纸上的国际时政要闻,这份报纸已有一定国际视野。“教学杂簒”(教育类)栏目则体现了当时清政府倡导新式教育的要求,主要介绍新学制、新教学方法等内容。另外还有“专件”(专题)“杂俎”(社会百科)等专题栏目。《济南汇报》作为官报不刊登广告,但发行范围很窄,仅在官员间发行且只有县丞以上官员才有资格阅看。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周馥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离开山东,继任者胡廷干无意于此事,《济南汇报》停刊,存续一年又三个月。
　　《济南汇报》停刊期间,济南还有一份不带“官报”字样但由官员创办的报纸《新济南报》。光绪三十年(1904)3月9日,山东布政使胡廷干(即上述接替周馥任山东巡抚者)出资创办《济南报》,社址同在西门里小沧街,由沈景忱、孙念僧任社长,四开四版八页,隔日发行,偏重新闻报道,有一定反帝反封建色彩。同年10月9日《济南报》更名《新济南报》,出版周期未变。1905年5月4日,《新济南报》更名《济南日报》,由隔日出版改为日报(周日休刊),这也是近代山东报业史上首份真正日报。《济南日报》主要栏目与《济南汇报》相似,包括“上谕”“论说”“紧急电报”“本日专电”“各国新闻”“本地新闻”等。
　　1905年前后的几年间,济南至少有四五份由不同主体创办的报纸都曾以《济南日报》为名,有官办也有民办,有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有的创刊即起名《济南日报》,如1905年日本人创办的日语版《济南日报》(济南第一份外文报纸),有的初为别名后更名《济南日报》,情况复杂,极易混淆。这些《济南日报》的共同点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相继停刊,与1948年创办的《济南日报》均无关联。
　　1904年济南自主开埠,济南政治、文化、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凸显,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报业兴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19日)杨士骧署理山东巡抚后,指示山东官报局创办一份全省发行的官报,以使政令、信息迅速传达。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1905年8月30日),胡廷干已离任山东巡抚,山东官报局便接手了胡廷干1904年创办的《济南报》(时已更名《济南日报》)。山东官报局接手《济南日报》后,杨士骧认为《济南日报》一名有明显的地域概念,无法形象彰显山东官报的要义,作为全省官报名称欠妥,接手当日就将《济南日报》更名《山东官报》,候补道黄华、朱钟琪任总编,“山东抚署官报事务所印刷发行”。
　　《山东官报》初为日刊(1906年1月25日改为双日刊),沿袭铅印,由原来的四开四版改为16开本。《山东官报》给自己的定位是“举凡紧要奏议、公牍以及内外大政大法、国际外交、靡不毕载”,栏目主要包括“上谕”“奏议录要”“奏摺录要”“公牍录要”等,从这些名字可以判断所载内容多半是皇帝对军政大臣的任免,以及对各部门训示或请示等军政内容。
　　《山东官报》在省城西门大街、芙蓉街、后宰门等多处设有零售处,对省城读者“由总发行处及各代派处按期照送”,对外埠读者则随时邮寄。这种宣告给人的感觉是《山东官报》发行量很大,其实不然,其真正发行量不过数百份而已,1908年9月25日《大公报》载,《山东官报》除强制派发外“竟无一人购阅”。虽然如此,《山东官报》仍被认为近代山东首份真正在全省发行的官报。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1907年9月5日),杨士骧接替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离任山东巡抚。与周馥离任后《济南汇报》停刊不同,《山东官报》并未随着杨士骧的高升而停办,杨士骧的继任者吴廷斌、袁树勋、孙宝琦等人虽(署)任巡抚时间长短不一,但在任期间都保证了《山东官报》出版的连续性,只是版面、栏目有所变化,表明《山东官报》还是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的。
　　1908年吴廷斌将《山东官报》改为旬报,每月3期,每期增添新闻4页。1909年5月袁树勋又将《山东官报》改为周报,每册100页左右,厚厚的一匝,有点类似现在的报纸特刊,但不同的是其仿照古籍线装,每期都如同一本简装的线装书。虽然更换报纸名称、改变出版周期、增加新的栏目,但这两份报纸主要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创新,仍以“上谕”“论说”“内政”“外交”等栏目为主。
　　《山东官报》存续期间,济南还有一份官督商办性质的《济南商会日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济南商会公所成立,当年12月12日创办《济南商会日报》作为其机关报,主要内容有“谕事”“时政”“商局文牍”“商会案件”“商事杂志”等,发行量800份左右,是济南最早的以报导商情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报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济南商会日报》出现资金困难,无法正常经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1日山东官报局接管《济南商会日报》,将其更名《山东日日官报》。《山东官报》则停办两日报,每月仅出版三期线装旬报,后袁树勋又将《山东官报》由旬报改为周报。
　　更名后的《山东日日官报》并非真正意义上每天出版的日报,而是仿照《山东官报》改为旬报,每月出版三期,不同的是“每期增添新闻四页”。袁树勋任巡抚期间(1908年4月至1909年6月),《山东日日官报》增加了“新闻”“时事选录”“艺文存略”等栏目。1912年,两报伴随着清政府的结束而停刊。因两报的交叉关系,有人误认为《山东日日官报》系《山东官报》更名而来。相对于其他报纸,《济南汇报》和《山东官报》作为官报遵循四个“不能”,即不能“议论政事”,不能“臧否人物”,不能“直言时事”,不能“申明主见”。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就是开始时都不能做广告,但后来“山东官报”并没有遵循此要求。
　　山东官报的出现与周馥、杨士骧两位巡抚的直接推动有关。此后两人任职期间,省内报业勃兴,纸媒兴起,仅从1902年起至1912年的10年间,山东全省(主要是济南、青岛、烟台三地)就先后创办了16种各类报纸,包括官报、民报、外文报等。
　　随着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始,这些报纸相继消亡,只有部分更换名称后存续一段时间。如1903年李士可在济南创办的《简报》直到1929年7月方停刊,是当时省内存续时间较长的一份报纸。以现代观点来看,上述报纸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但反映了社会思潮和时代诉求,真实记录了20世纪前叶山东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现实,尤其是对20世纪初期齐鲁文教事业的发展,对促进新思想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