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说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我逐渐喜欢上阅读人物年谱,如果退回去二十年,难以设想我会有阅读现代人物年谱的耐心。当然,二十年前,在我的印象里,能以年谱这种书名出版的现代人物还很少,即便有年谱,往往也是在一些现代文学名家的全集或文集的最后一卷卷末,附录年表或年谱,单纯以某某某年谱书名出版的不多见。那些年吸引我的是中国现代人物的传记,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之类,还有风行一时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等。但最近几年,年过半百之后,兴趣却慢慢从喜欢读传记转移到年谱了。
　　我认真阅读的第一部现代人物年谱是《傅抱石年谱》修订版,然后是《闻一多年谱》《胡适年谱》,自此逐渐习惯了从年谱的平实记录里寻找年谱主人的人生轨迹,也从中探寻年谱主人的人生遭际和命运的波折。以前觉得年谱枯燥乏味,而现在却从平淡如水的记录里感受字里行间的人生波澜,年谱比传记的好处就恰恰在于这种波澜不惊的流水记录,越是客观记录的年谱,越是有着蕴含丰富的重量。
　　前一阵刚阅读了《吴湖帆年谱》《沈尹默年谱》《周立波年谱》和《吴伯萧先生编年事辑》等,最近又集中阅读了几部年谱,也就对年谱有了更深的体会,尤其是学者谢泳对年谱的议论更是深获我心。
　　关于年谱的现状和意义,谢泳在《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一书序言里给出了切实的评价: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和方志一样,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非常难得。现在方志传统一直得到继承,政府各类机构虽变来变去,但“方志办”始终保留,这非常不易。但年谱传统,在西式专著体例冲击下,学术地位下降了,实属可惜。年谱最见学术训练功力,毫无疑问,它本来就是正宗的学术著作,但在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重视。大学里念学位的人也极少能以年谱申请学位,以为年谱算不得什么学术著作。谢泳说,这种习惯,大错特错。一般来说,坏年谱也还保存有用史料,而坏专著连史料价值都没有。相同领域,相同人物,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
　　谢泳说的“方志办”,也就是各地的“史志办”。我在做编辑之前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最后两年,供职于海洋研究所的“史志办”——任务就是编写海洋研究所的《所志》和《中国海洋志》。那两年,我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编写海洋所的大事年表,体验到了“修志”的滋味。也正是从那时起,我逐渐对“史志”有了认识,尤其是因为承担了《中国海洋志》人物篇的组编和撰稿,也就体验到了“志”与“传”的不同。
　　就像谢泳说的,“开创性的年谱,完全可以在学术界安身立命。学术工作,眼光非常重要,年谱这样的著述体例,听起来似乎容易,但选择给什么样的人做年谱,年谱是不是第一部,却非常能见出作者的学术眼光。”木心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因为陈丹青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贡献,已经成了当今文学艺术阅读的一个流行标签。对于木心其人其作姑且不论,就夏春锦为他喜爱的木心编纂这样一部年谱,用谢泳的话说:“春锦选择木心先生,这个选择包含了他的学术判断,如果要讲学术水平,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学术水平,他能做这样的决断,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这是第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年谱,虽然春锦谦虚,只用了编年事辑的书名,其实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谱,第一部年谱最值钱,因为有开创之功。”
　　谢泳进而评论说:年谱的体例,古今一理,但年谱的做法,却有古今之别。手工时代的年谱难,网络时代的年谱易,这是一般道理,不做细部区别。手工时代所有材料均要靠读书而来,长期积累是做年谱的家法；网络时代年谱做法的规则是检索,在学术修养外,网络技术成为必要的学术准备。给谁做年谱?是否第一部?成为网络时代判断年谱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木心先生编年事辑》满足这样的时代条件,是一部成功的当代名人年谱,以后再出新谱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绕不开这部年谱,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这部年谱也就不会过时。
　　如果说夏春锦是为一位在当下成了“显学”的名人做了一部人物年谱,与之相比,我最近阅读的另外几部年谱,其年谱的主人也是名人,不过在当下,显然已经不能和木心相比。这是时代使然,但若放到现代历史的大范围内,这几位人物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显然又要超过木心。
　　与汕头大学景李斌撰写《欧阳予倩年谱》是他研究课题的学术成果相比,温州图书馆卢礼阳编撰《马叙伦年谱》一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哪个部门立项或托付的课题,而是他自己一种充满敬意的投入。
　　之前,卢礼阳还撰写出版了《马叙伦传》。邓伟志在《马叙伦传》序言里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愈是不愿求人作传的人,愈是有人为他作传。马叙伦对立传并不感兴趣。1947年10月马叙伦在遭迫害危在旦夕时,曾立遗嘱给子女:汝曹勿复求人作传志。但在半个世纪后,卢礼阳用了十二年时间,写出了史料翔实客观的《马叙伦》传,描绘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和曲折道路。马叙伦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任多所大学的教授。1949年10月后,作为受到礼遇的民主人士的代表,马叙伦曾任教育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长。
　　从这部《马叙伦年谱》里可以看到,马叙伦两次因向当局请愿而被打伤:一次是在1921年6月3日,与北京大学李大钊、沈士远等人先到教育部,后至总统府为教师索薪,在新华门外遭军警毒打；另一次是在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率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被特务、打手围殴,马叙伦等12人受伤。这就是载入史册的“下关事件”。当然,马叙伦的一生也不是笔直的,卢礼阳在年谱里也客观记录了马叙伦的局限和遗憾之处。
　　景李斌在《欧阳予倩年谱》序言里说,他撰写这部年谱对欧阳予倩的文艺活动进行了更为翔实的考察,试图更加充分地还原欧阳予倩的一生。例如欧阳予倩在上海时的戏剧演出——某日和某些人演出什么剧目,都尽可能详细的一一梳理。他所凭借的资料大多来源于当年上海版《申报》,但凡《申报》对欧阳予倩的活动有所记载的,他基本辑录了。“《申报》的演出广告中,有些时候并不标明剧目的具体演员(如欧阳予倩在春柳剧场、新舞台演出时),为避免遗漏,年谱将欧阳予倩所在剧团的演出剧目一一列出,但这不能说明欧阳予倩都参演。对于《广告》中明确标明了欧阳予倩演出的,年谱会注明欧阳予倩演……”“欧阳予倩1949年以后的活动多来源于《人民日报》,尤其是接见ⅹⅹ人时在座、参加ⅹⅹ宴会、出席ⅹⅹ活动的资料,差不多都是《人民日报》所载……”
　　《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作者汤序波系汤炳正哲孙,二十年前曾出版《汤炳正评传》,十年前增订为《汤炳正传》。《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便是在《汤炳正传》基础上修订增补而得,与之相比,史料更为丰富。
　　读这部年谱,让我有欣喜之感的是,意外读到三十出头时的汤炳正曾应聘于青岛的礼贤中学,1942年8月,他应聘来到礼贤中学,担任高中二年级的国文教师,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课本第一课是《隋书·经籍志》的叙论,他竟然足足讲了一个学期还没有收尾……读到这里,莫名感慨,这在今天,真是遥远的传说了,这样的教学和教师在当下,还有存在的可能吗?而在当时,汤先生说,这是教育界常见的现象,旨在培养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正是在这一年,汤炳正完成了《中国古韵学论证》等书稿。读此,能不感叹:当年青岛的礼贤中学,一位语文教员在教课之余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