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地卷入乡村研究领域中。”或正是这样的特殊身份,构成了曹东勃的研究视角基调。作为一名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厚感情的年轻学者,曹东勃长期聚焦并致力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多次带领学生深入到上海市郊、东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这让人看到了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某些遗风。
　　在《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一书中,曹东勃回顾了新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基本脉络,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建等,又以解剖麻雀方式,抵近观察并分析了离乡务农的“农民农”、土地开发、社区治理,以及家庭农场等农业创新现象。当然,仅凭一本书试图解答所有中国农村问题不太现实,但曹东勃的扎实学术风气确实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线索,对于出身于农村的笔者来说,在倍感亲切之中又似乎看到了许多曙光。

□禾刀

在乡望城
温饱之后的新迷茫
　　曹东勃着重写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掀开了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序幕。小岗村的突破,本质上是农村地权政策的破茧,即打破了农村耕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间的政策坚冰。随着责任承包制的推广,长期困扰农村的温饱问题,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渐获解决。
　　紧随其后的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兴旺曾一度让人看到农村快速崛起的希望。但这种模式很快遇到了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诸多瓶颈的掣肘,单纯的低劳动力成本,并不足以为乡镇企业向更高发展阶段跃进提供更为持久的发展动力。这同时意味,走粗放的工业+农业混搭模式不太可能推而广之,毕竟市场总是逐利而生。
　　从农村出走,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打工,自然成为后来众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明智选择,至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数高达2.9亿。农民工的社会性流动,初期虽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但最终还是推动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解冻。当个性化利益驱动渗透到农村的方方面面时,农村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便不再掩饰。先富起来的人先是搬到镇上,再辗转到县城、省城,脱离农村身份和生活,是许多农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所以,许多农民一旦手头阔绰,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悠久的农村生活范式,像城里人那样盖楼房,模仿城里人的生活点滴。
　　事实上,摆在外出务工农民眼前的除了收入问题,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归属感,这一矛盾在“农民工二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激烈。与父辈人生中途洗脚进城不同,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里,除了户籍之别,他们的日常与城里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别。但在父辈心底,打工终究是一种临时性的谋生,故乡才是自己的归宿。纵使挥手离别,根依然还在故乡。
　　城乡二元户籍破冰,无疑有助于打破农民工的身份枷锁,至少有助“农二代”城市归属感的建立。曹东勃把更多精力放在农民发展,具体来说是增收方面,对农民归属感问题关注有限,让人略感遗憾。
　　生活在这个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日新月异的技术似乎为消除城乡差距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比如“使世界变平”的互联网技术。不过,曹东勃发现,在城市风生水起的互联网产业,在农村遭遇“老龄化”的天然屏障,即便像上海郊区这样紧邻国际大都市的开放之地,越来越依托手机生存的互联网在农村施展乏力,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互联网的运用不外乎两样,即要么看看视频,要么同远在外地的儿孙聊天解乏。
　　虚拟的互联网,实际线下市场不可能超越现实而存在。一些农村地区在互联网方面并非没有尝试,比如直播营销为一些地方的农产品开拓市场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这种带有强烈网红经济色彩的营销模式毕竟数量有限。
　　互联网市场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线下无缝对接,比如快递和外卖等。尽管许多快递公司宣称实现对农村地区的覆盖,但农村快递成本高、时间长却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无论是时间还是服务质量均无法同城市相提并论。这还不谈农村缺乏互联网生存的线下商超等体系。许多互联网企业仍旧将主要精力投向于资金和人流更集中的城市,相比之下,对开拓农村市场办法不多,投入风险也大,后劲不足。
　　有一点曹东勃没有提到,那就是近年来一些针对老年群体的互联网诈骗,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村人口对互联网可信度的怀疑。互联网在中国农村遭遇的水土不服表明,互联网非但没有消弭城乡差距,反倒可能进一步拉大。这并不是对互联网下乡的否定,互联网下乡是大势所趋,但互联网深耕农村市场目前缺乏足够动力,缺乏更符合市场规则的商业模式。
在城望乡
企业家下乡的期盼
　　所有的乡愁都是因为馋。馋,某种意义上正是过去农村物资匮乏的写照。
　　曹东勃聚焦了上海城郊外地农民承包当地农民土地,用于种植瓜果蔬菜的现象,曹东勃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农”。与其他务工人员不同,“农民农”虽然离开家乡,但仍旧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农民农”现象本质上是经济梯次发展的合理写照。不过“农民农”仅仅局限于城乡接合部,对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参照意义有限。
　　曹东勃在书中写到了依托“农民农”现象生存的“土地黄牛”现象,即依靠垄断城乡接合部土地租赁资源生存的土地掮客。“土地黄牛”的诞生,既是历史“倒爷”的翻版,同时也折射土地资源紧缺的客观现实。“土地黄牛”带动的土地流通,说简单点是伪流通,甚至可能因为垄断现象加剧而抬高“农民农”的生存成本,吞噬利润,毕竟这是监管的灰色地带。
　　借助机械化实现规模化种植,这是发达国家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除了地广人稀的东北平原等少数地区,我国农村普遍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均较差,因此,在人口密集地区,通过机械化的规模种植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并不平坦。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将粮食安全作为底线,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坚守。近年来,在城市发展土地供给需求旺盛的前提下,中东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洗脚上楼”举措。此举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工业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也给“上楼”后的农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毕竟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稳农业就是赋予一定的地权,这是中华历史亘古不变的“真理”。农村土地流转是曹东勃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土地流转直面农民失地风险,所以至今仍只能小心翼翼地试验。
　　关于农村发展,曹东勃提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那就是呼吁企业家下乡。富裕的农村,大都有一批出色的企业家。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生产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农民手头虽并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出现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新一轮立足农村、善于团结更多农民的企业家的出现,更多人只能寄希望于外出务工实现收入增长。当然,企业家下乡不是呼吁几声便可一呼百应,终归取决于市场利润的驱动。换言之,只有农村充满生机勃勃的商机,才可能吸引更多企业家蜂拥而至。
激活农村内在动力
亟待破题
　　农村发展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曹东勃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个熟人社会,那么在农村地区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大多数农村是族系聚居或姓氏聚居,一个自然村往往是一个族系或同一姓氏。
　　曹东勃对重点考察的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给予了足够关注。近年来,类似松江这样,紧邻大中城市周边的家庭农场、休闲农场确实有如雨后春笋,也为当地农村带来了许多新兴希望。家庭农场的出现,迎合了城市居民对农村生活体验的向往,往更深处说则是满足国人骨子里农业社会基因的冲动。说是农场,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休闲,鲜有人真正在乎通过这些农场以及体验原始的劳作方式产生利润。或者说,若以成本计,只会入不敷出。
　　家庭农场存有一定的发展短板,受土地承包政策制约,急功近利投资现象比较突出。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并非没有前提,那就是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相对较好,方便城里人周末游。相比之下,远离都市的农村受制于距离,还有生活条件等影响,复制此类模式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命题。无论在乡望城还是在城望乡,这样的换位思考都很重要,不过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发展绝不可能照搬城市发展的工商模式。曹东勃的研究虽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颇值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农村地区现状各异,无论是作物种植还是地理条件千差万别。
　　城乡之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曹东勃形象地把城市比作大脑、把乡村比作躯体,超前的头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肉身正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写照。“城里人时而要逃离农村,时而又挤破头扎堆儿跑到农村寻找什么乡愁；时而恨铁不成钢地对农民指指点点,以一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姿态去改造农村,时而又大谈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呵护农村的原生态”,太多的现象让人“看不懂”。曹东勃与同事带着本科生、研究生多次到农村做驻村调查和支教工作,重新思考城与乡,真切地去认识乡村,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农村的改变和进步需要外力的注入,而一代代青年人将是未来中国乡村活力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