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营丘,是昌乐在北宋时的古称,属于京东路,即今日之山东。“北宋山水第一家”李成就生活于此。
　　宋代是中国山水画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时期,这一画种始于唐末,经五代十国五十余年打磨,到北宋初年已经形成独特体系。北宋立国后,将一批优秀画师迁居京师开封,形成了北方的绘画艺术重镇。因此,中国绘画史论及中国画发展的策源地,总是圈定在南唐的洪都、金陵,蜀地成都和汴京这三个地方。文化地域的确定,总是以那里的文化代表人物为标志的,李成生活在京东路青州府,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作。宋徽宗钦定的《宣和画谱》称他,“至本朝李成一出,虽师法荆浩而擅出蓝之誉,数子之法亦扫地无余”。这是极高的评价,李成被当时的山水画坛称为古今山水第一人。他的艺术影响力持久不衰,直到明代。然而,如果忽略李成的属地,画史的论述是不公平的。
　　《宣和画谱》说,“李成字咸熙。其先唐之宗室,五季艰难之际,流寓于四方,避地北海,遂为营丘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也出身皇家李氏之宗室,因五代兵燹,唐室离散,他的一家流寓到营丘。虽然流徙,全家仍不失儒学之质,在当地犹以“儒学吏事”,恪守廉节。正是受这种家道影响,李成“善属文,气调不凡,而磊落有大志”。看来李成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画意源于文气,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文章是意识传递,图画是视觉表达,中国文化把这两者融合贯通,提出意、境二字。就造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化奇观,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现象。到了李成的时代,宋初大将武惠王曹彬有幸得到一幅他的山水图,也挂在堂上观赏,就题了一首诗,道:“六幅冰绡挂翠庭,危峰叠障斗峥嵘。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岩前瀑布声。”就是说从画中听到水声。
　　宋朝的画论总结说,“岳镇川灵,海涵地负,至于造化之神秀,阴阳之明晦,万里之远,可得之于咫尺间,其非胸中自有丘壑发而见诸形容,未必之此。”这里强调了中国山水画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咫尺万里:第二是,丘壑在胸。至此中国山水画的基本原则便确立起来,传统至今。
　　李成继承起这个传统,得益于荆浩。荆浩,唐末五代人,几乎与李成一个时代,他提出“去斧凿痕而多变态”,就是主张,画面不应该有笔触行走的痕迹,提出笔墨浑然一体,虽然图画是用笔画出的,画面又千变万化,但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不露笔迹。他作画,先把墨泼于缣素之上,然后取其高低上下而为之,即今天的泼墨画。这一作法被李成深深地领会,并在创作中实践之发展之,创造了更加新颖的画风。
　　自古画家坚持两点:师传统,师造化,李成从荆浩诸家领悟到艺术的真谛,他的第二位老师就是养育了他的山东山水胜迹,没有这个环境就没有李成的画。于是他一方面叹息才能无以施展,一方面愤懑命运多舛,壮志与磊落共存,气调与行事同步,他行走江湖,放浪诗酒,寄情笔墨,寓兴于画。他将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断桥、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入画,抒发的是胸中之气。时人评论,他的画“如孟郊鸣于诗,张颠之狂于草”,这是何等的神情!
　　李成的画受到追捧,那是一个书画风行的年代,藏家都争着收藏他的画,“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可是李成不卖画,他孤傲清高,不为这个狂热的书画市场而活着,他之为画,是抒情怀,寄人生,对这个世界的话语都写在那些曲折、危栈、断桥、风雨间。他不断地行走,放意诗酒,纵情笔墨。
　　宋太祖开宝年间有一个叫孙四皓的富豪,喜欢书画,在家里供养着四方画家为他作画,颇有点皇家画院的味道。他垂涎李成的画,可是弄不到手,就故伎重演,请李成也到他家接受衣食无忧的供养,如果得逞,李成的画作也就不会旁落他人了。他低估了李成的志向,李成愤慨地告诉他,“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奈何使人羁致人戚里宾馆,研吮丹粉而与画史冗人同列乎?”意思是说,我是一介儒生,游心于画艺,这是最适意的事业,怎能让你拘束于华庭宾舍,干一些涂丹粉抹闲墨的事,与那些庸碌之辈为伍?孙四皓不甘心,派人前往营丘,用大钱贿赂当地的官员,买到几幅李成的画。以后几年李成举进士,孙四皓又殷切地邀请李成到他宅上作客,李成见他卑恭,不好意思拒绝,就到他家走了一趟,一进屋,见满堂挂着自己的画,“作色振衣而去”。
　　画作的性格往往是画作者的性格,所谓文如其人,画亦如其人。李成在北宋初年开创了一个山水画的新时代,《宣和画谱》记载,他一生留下画作159幅,大多散轶,留下的墨迹振聋发聩。后人尊敬他,不称他的名字,而称他“李营丘”,那是他的故乡,他终其一生诠释了故乡的山水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