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多年前,一位高僧在西北戈壁荒漠的断崖上开凿了一座石窟,此后千年里,这处断崖陆续开凿出大大小小700多座石窟,其无与伦比、举世无双的壁画和彩塑,让敦煌“艺术宝库”之名享誉世界。600年前,一位皇帝在北京修建了一座宫城,历经明清两朝修缮营建,成为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时至今日,紫禁城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顶流”。时隔70年,这个秋天敦煌“重回”故宫,两大巨头的文明对话令人期待。
　　□冬华

“搬来”三座洞窟
　　9月17日至11月18日,“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亮相故宫博物院。展览设在午门雁翅楼展厅,分为“丝路重华”“万象人间”“保护传承”三个单元,展出来自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物及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共188件。展品还包括敦煌壁画临本35件,复制彩塑6身,高保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70余幅,以及仿制华盖、佛塔等辅助展品20余件。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由中原通向西域的咽喉之地,更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文化多元举世罕见。
　　敦煌距离中原地理位置遥远,正常情况下,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穿过连绵无尽的戈壁、沙漠,走完2000多公里,才能到达敦煌。如果说走进故宫是欣赏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和皇家文物的集大成者,那么通过“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一次展览,参观者就可以把中华文明的两大代表都欣赏到。
　　更为难得的是,从展厅出来,参观者可以一秒钟穿越到“敦煌洞窟”中。这里有专门搭建的临时展厅,里边有敦煌320、220、285号洞窟模型,从中可以得到“复制壁画+多媒体投影+3D模型+辅助展品”的立体化体验。
　　众所周知,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立体艺术。每一座石窟都是根据整体环境设计出来的,只有走进石窟,才能真正读懂一面壁画、一尊佛像的含义。然而,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即便是游客亲自到了敦煌,也很难有机会充分领略敦煌石窟的魅力。
　　以此次展出的285号窟复制窟为例,它位于著名的敦煌九层楼以北,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唐、宋、西夏、元重修,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285号窟还被公认为是莫高窟早期内容最丰富的一座。它融合了佛教、中国神话、道教、印度婆罗门教诸神元素,既包括中国的传统神话人物,也不乏西方的神灵,中西方不同风格艺术在此处交汇,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285号窟的命运多舛。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第二次到敦煌。此前他到敦煌就看上了285窟,这次准备要把整座洞窟的壁画全部拿走。幸亏敦煌的老百姓出面阻止,他的阴谋才没能得逞。
　　因为极其珍贵且富有代表性,285窟在莫高窟也被称作“标准洞窟”,平时并不对游客开放。关于它的内部面貌,人们只能通过图片和视频素材去了解。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文物工作者成功将285窟进行全方位复制,并对外展出。虽然只是复制窟,但是由于还原度非常高,每次展出时,等待参观的人们都会排起长龙,感受那份难得的震撼。
　　为了让更多公众欣赏到敦煌之美,展览期间,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将在“数字故宫”“云游敦煌”小程序中推出特展专题栏目,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官方视频号等平台,对此次展览进行多渠道多形式的传播,提供精彩丰富的线上展示服务。
70年前的相遇
　　敦煌与故宫的上次“牵手”,还是70年前。
　　1951年4月下旬,故宫午门城楼,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忙碌着。
　　一位戴着宽边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和一位青春洋气的妙龄少女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对展品认真进行检查,以避免一切疏漏。中年人是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少女是他的女儿,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常沙娜。
　　这年的1月,远在甘肃敦煌的常书鸿接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电报,要他将历年完成的全部敦煌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几天前,周恩来总理决定,要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的敦煌艺术展。听说国家这么重视敦煌艺术,常书鸿非常兴奋。他迅速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画临摹本,赶往北京。
　　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妻子陈芝秀也在法国学习雕塑,两人琴瑟和鸣。留学十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虽然在巴黎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国。1935年秋天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他首次知道在中国西北大漠的深处,居然隐藏着如此精美烂漫的艺术作品。
　　1937年回国后,常书鸿任教于北平艺专,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他随学校一路南迁至重庆。1943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常书鸿带着12岁的常沙娜历经艰辛,终于来到敦煌。
　　当真正看到这座艺术宝库时,常书鸿无比震撼,并决定留下。他主持筹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在次年出任第一任所长。此后,父女两代将毕生精力用在了敦煌艺术的整理、发扬、传承上。因此,常书鸿也被尊称为敦煌的“守护神”。
　　在父亲的教导下,常沙娜集中精力在石窟里临摹壁画,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入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让她系统地了解敦煌各时代画风的特色。常沙娜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后来,常沙娜的作品成了世人了解敦煌艺术的一个重要途径。
　　1949年9月28日,敦煌和平解放,随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政务院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为了帮助父亲筹备1951年这场在故宫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常沙娜中断了在美国波士顿的学业,返回祖国。可以说,1951年那次展览确实来之不易。
敦煌与故宫
　　2014年12月,王旭东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9年4月,王旭东前往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王旭东先后做过敦煌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的“看门人”,为故宫和敦煌再次“牵手”创造了条件。
　　在王旭东看来,敦煌与故宫同为中外文化之间、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结晶。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大量西域民族的供养人形象,藏经洞已出土回鹘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各类文字写成的万卷文书和经卷。而在故宫里同样可见多元文化的交流图景,例如钦安殿、咸若馆、坤宁宫等带有浓厚的道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宗教气息,灵沼轩、倦勤斋等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体现。
　　所不同的是,敦煌与故宫这两大文化殿堂的形成,分别源于民间和国家两大力量的推动。敦煌文化的形成来源于民间文化信仰。洞窟开凿和保护的主体,均为僧侣团队引领下的世俗供养人。例如莫高窟第220窟从开凿到最后一次绘制,整整持续了283年,这背后是翟氏家族五代供养人在信仰推动下的辛勤付出。而故宫文化的形成来源于国家意志。从建筑设计,到文物收藏和书籍撰写,除非国家意志的支持不可完成,是封建统治者“家天下”情怀的集中反映。
　　然而,敦煌与故宫这两大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国家与民间两种力量的结合。敦煌文物的发现和保护,始于1900年道士王圆箓对藏经洞的偶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藏经洞文物被西方探险家大量偷窃,流失海外。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并安排梁思成等知名古建筑学家设计方案。此后,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以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先后接手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事业,虽筚路蓝缕,却典守终生。如今,敦煌研究院已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
　　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和传承,同样体现了国家和民间力量的紧密合作。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同时“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建院；1933年,故宫又开展了一项文物保护的伟大壮举——文物南迁,使大批珍贵文物免于战火侵袭。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加强保护和修缮工作,同时加强文物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力度。自2002年起,故宫博物院启动“百年大修”工程；2004—2010年间,故宫博物院开展了长达七年的文物清点工作,让更多藏品重见天日；2013年,“平安工程”项目启动,故宫开放参观面积达80%以上,为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故宫将继续推进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
　　敦煌再度“牵手”故宫,意义超出了展览本身。透过莫高窟,人们可以感受到中西文化交流形成的不断创新的文化；透过故宫,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汇聚。正如王旭东所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希望这样的文化能够在各界的努力下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看到文化自信。也希望全社会一起守护文化遗产,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滋养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