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优厚的自然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在沿岸不同区域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如下游江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大溪文化。
　　结合考古发现,《长江文明》《古代中国内陆》等书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明产生并不比黄河流域晚,尤其是就驯化农作物时间而言,长江流域可能还要略早于黄河流域。毫无疑问,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海美
　　神奇的北纬30度线
　　被北纬30度线横贯,是长江流域的一大特色。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以早期人类的生产水平而言,温带及亚热带容易成为文明“先发地”,而北温带偏南的北纬30度线附近,因天然拥有良好的水热条件,成功孕育出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由冯天瑜、马志亮、丁援合著的《长江文明》一书认为,在北纬30度线一带,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长江是孕育四大文明古国的关键。
　　受制于副热带高压,北纬30度线附近多为干旱少雨地带,原本并不利于先民生存。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是炎热干燥的沙漠地带。自印度河流域向西,孕育古波斯文明的伊朗高原也相当干旱崎岖。再向西,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同样干旱少雨。再向西则为阿拉伯沙漠北部,同样少雨。再向西则是世界上最广大的干旱地带——撒哈拉大沙漠。跨过大西洋之后,则是北美中西部绵延至加利福尼亚州东南的科罗拉多沙漠。这样的环境,放在今天也不能算是宜居。
　　然而,位于东亚大陆的长江流域是个特例。这里是一片广阔的降雨充沛的地区,全流域年均降水量达1126.7毫米,西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耸立,将来自太平洋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其东部,使长江流域成为北纬30度线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长江流域都属自然条件优厚的地带,因为充沛的淡水、丰富的热能是文明发展的两大必备条件。
　　那么,何以北纬30度线两侧还有其他地区也成为文明发源地带呢?《长江文明》一书认为,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尼罗河等大河,为这些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提供了灌溉条件,保证了先民生存发展的可能。
　　印度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西侧,既有较丰沛的降水,又有雪山融水,汇成的大河向南流经具有热能条件的干旱地带。大河的灌溉令其兼具了水的条件,所以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最古老的哈拉帕文化的发源地。
　　沿北纬30度线再向西是伊朗高原,在这片干旱土地上诞生的兼具游牧与农耕性质的古波斯文明,也得益于其西南部卡伦河的浇灌。该河的发源地扎格罗斯山脉同样具有较多降水和雪山融水,这也为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提供了灌溉条件。
　　再向西是两河流域,其主要水源来自小亚细亚东部山间较为丰沛的降水,两条河流由北向东南浇灌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继续向西是地处北非的埃及,其文明发生发展得益于尼罗河的孕育。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非高原,皆是降水丰沛的地区。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汇合后向北流淌,在浩瀚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东侧浇灌出埃及文明。正如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长江文明》指出,相比之下,长江流域降雨充沛,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供应,其干支流组成的河流网络不仅有利于灌溉,也能提供航运之便。“显而易见,长江流域特有的生态环境提供了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具备较大的文明发展潜力。”
世界稻作农业摇篮
　　上世纪80年代,一部名为《话说长江》的纪录片一经播出,便引起了空前的反响。中国的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自己国家的人文地理,它所被赋予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所传达出的人文地理信息。
　　当年足足有25集的纪录片,引得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曾创下收视率40%的纪录,引起了纪实节目的收视高潮,让众多中国人重新认识了这条中国境内第一长河。从那时起,长江的母亲河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曾经单一推崇黄河的认识,与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的考察重点相关。20世纪初,中国诞生了现代意义的考古学,首批田野考古项目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的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这些发现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的记述相印证,证明了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时期黄河流域的发展水平,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不过,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田野考古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
　　按照《长江文明》一书的说法,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有个显著特点,即“稻作文化”十分突出。人类早期的文明,大多是建立在以种植小麦和大麦等谷物的麦作农业基础上的,包括黄河流域先民也是以种植耐旱的粟为主,唯独长江流域成为世界稻作农业的摇篮。
　　我国迄今发现的120处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址,长江流域就有100处。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随后,在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的稻作文化遗存,都有五六千年之久,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1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长江文明》认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文化各自独立起源且模式不同,然后平行发展,呈现不同的面貌。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两大流域文化都有独立发展的完整序列。
　　总体而言,黄河文化以中游的中原文化区为代表。这个区域的文化沿着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序列递进；而长江流域则分为上、中、下游,它们各自发展,分别沿着三星堆文化,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序列演进。
　　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数量、体量、造型艺术的成就都是同时期最高的,展示了长江流域三四千年前的水平极高的青铜文明。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器塑像,其人物造型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带的人物形象都有很大差别,可能受到了中亚、西亚文明的影响。
　　长江中游同样星光灿烂,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即为代表。这座古城的建成和废弃年代,分别在5000年前和3000年前。“它的面积竟达10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最大的古城城子崖古城的五倍”,是已知龙山时代城址中年代较早、面积最大的一处。这种大型城垣和环城壕的修筑,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来征集和组织大量的人夫,显示出当时社会已达到一定文明高度。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既有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又有石犁、石镰、破土器、耕田器等农具；既有分等级的墓地与祭坛,又有大批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更是成为了“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大河内外的文化交流
　　长江流域所处的东亚地区地形较为封闭,流域内部交通不便,所以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居民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河沿线的居民就各自隔绝。
　　傅罗文、陈伯桢在《古代中国内陆》一书中,通过对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的200多处早期遗址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长江先民很早就被这条大河串联在了一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因为铜、盐等资源的存在,长江沿岸地区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长江先民在对外交流方面也不输今人。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四五千年前,智慧勇敢的越人就开启了太平洋的航海之旅,甚至抵达了遥远的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商周时期,在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也开通了从四川经云南西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陆上贸易线,通过印度中转,蜀地的丝绸在非洲和欧洲成为稀世珍宝。同时,印度洋的齿贝、象牙等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巴蜀,促成了璀璨而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文明急起直追,发展迅猛,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半壁江山。正如《长江文明》的作者之一、历史学家冯天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疾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荆楚文化不仅与中原文化比肩而立,竞趋争先,而且在很多方面已达到能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高度。
　　汉唐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变,长江流域内外的族群交流日渐增多,各区域文化皆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异质文明的养分,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文化。在不断地吸纳与输出文化的过程中,长江流域在保持各地区域文化特色的同时,融入中华文化的海洋,并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