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印象里鲁迅仿佛永远定格在五十多岁的年龄里,线条刚硬的面庞,挺直的腰板,桀骜不驯的神态,犹如那些描绘鲁迅的绘画作品里所呈现的永不妥协的形象。真实生活里的鲁迅未必总是这样的斗士形象,也有普通人的真实一面。若用今天的舆论眼光,鲁迅最后的人生之旅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中年著名作家和教授,离家出走和自己的女学生跑到上海同居,并有了一个儿子。试想一下若放在今天,这样的浪漫故事定会成为网络上的热搜新闻。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历史上的人和事,就像读胡适的日记,对他羡慕马寅初身体好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并进而释然难怪马寅初有两位妻子侍候他的生活时,不能责骂马寅初道德有亏,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现象并非为世俗道德所不容。包括桥梁专家茅以升当年也是在家庭之外还有一处外室——当然,这也给茅以升的晚年生活带来许多烦恼,但这是后话。
　　鲁迅人生的最后九年是和许广平在上海度过的,在这九年里,他一共写作出版了十一本杂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翻译了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还参与发起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一时期的鲁迅,其思想和影响都达到了巅峰。关于鲁迅的传记和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他最后九年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往往着墨不多,与他的思想和作品相比,他的日常起居更显得被“忽略”了许多。《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这本书所聚焦描摹的就是鲁迅最后九年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就像关于该书的简介里所说:在鲁迅先生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但深入探究他的居住环境,才能发现他在创作时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难。他的饮食生活,既体现了他的个性,又蕴涵着他生活痕迹的密码,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关系网、大事脉络和内心世界。
　　之前,我读过一本关注鲁迅日常生活的书,这就是赵瑜的《花边鲁迅》。赵瑜说,他所写的是日常生活里的鲁迅,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鲁迅,在赵瑜眼里,鲁迅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人,例如他读鲁迅的日记和书信,冷不防就会被鲁迅逗笑。他以鲁迅日记为例:“1912年9月6日,阴。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还有鲁迅刚到教育部上班时的日记,“枯坐终日”。在日记里,鲁迅不是说上司的坏话,便是陪着上司谈话时打瞌睡,实在是一个不怎么热爱工作的职员。然而,作为当时的教育部职员,鲁迅在五四之前的一年突然成了一个知名作家。这一点,连鲁迅自己都没有预料到。1919年4月16日,北大学生傅斯年办了一份杂志《新潮》,向鲁迅约稿,鲁迅回信说:“《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从鲁迅的自谦里,也能看出《狂人日记》的成功实在是出乎意料。1923年8月,随着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的出版,鲁迅才真正过上了知名作家的生活,仅在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或者1925年至1927年他致友人的书信中,便有不少章节段落里写到鲁迅做“名人”的苦……
　　在赵瑜看来,做了名人以后的鲁迅,也并没有多少坏习气,相反,更加普通了。赵瑜列举了鲁迅成名人以后做的事情:谈了一场恋爱,出了不少本书,吵了不少架(其中一次还差些打官司),帮助了不少年轻人。最有趣的,还和人争风吃醋过。成名以后,鲁迅并没有找经纪人搞签名售书,而是不停地帮助年轻人编杂志,给韦素园看病,给李霁野挣学费,给高长虹校稿子,给李秉中做励志课老师……赵瑜说他看到萧军萧红慕名写信给鲁迅,立即便得到鲁迅的回信而感觉温暖,感叹那是个多好的时代啊,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一个陌生的写作者,写一封信,他便会马上回复。“如果我现在给中国最有名的作家写一封信呢,我不敢想那封信的命运会不会被邮局退回,或者压根儿收不到回信。”不过,赵瑜也承认:成名后的鲁迅很少吹捧别人,几乎都是在骂人,包括对他的老朋友和亲弟弟。比如他批评周作人写一首五十自寿诗一大群文人无病呻吟的唱和,将无趣当肉麻。
　　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了一篇忆念文字,说鲁迅与周作人一热一冷,他喜欢鲁迅的热。鲁迅内心里总有一堆干燥的木柴堆在那里,许广平点了一把,他便着火了。“不仅仅只是许广平,还有很多左翼的青年,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根火柴,将鲁迅先生当做火柴盒上的火药纸,用力地擦一下鲁迅,便点着了手中的火把。仔细想一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就是那个火柴盒子,那么多年轻人围在他身边,便因为他内心里有一股火,有温度。”赵瑜说,鲁迅的这个温度一直没有变凉过,鲁迅在中国,成为一个神话,也和他文字里一直藏着的这个火把有关吧,他要么照耀我们,要么暖和我们,总是有用的。《花边鲁迅》关注的是鲁迅真实的一面,还原他人生的日常面貌,在诙谐里呈现鲁迅的本来面目。而《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则聚焦鲁迅人生最后在上海的九年里的物质生活。
　　陈子善为《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一书写的序言里概括了鲁迅人生最后九年在上海的日常和写作还有该书的特色:1927年9月27日,鲁迅偕许广平在广州搭乘“山东”轮赴上海。10月3日“午后”船抵上海十六铺码头,两人入住码头附近的共和旅馆,正如本书作者在“楔子　共和旅馆:南下还是北上?”中所说的:“共和旅馆,这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九年定居上海的起点。”而“共和旅馆”也成了这本《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的“起点”——作者从查考鲁迅和许广平入住的共和旅馆的历史切入,从会友、饮宴、内山书店到定居的四个维度,梳理了鲁迅入榻共和旅馆五天时间里发生了什么。10月8日,鲁迅就移居虹口景云里了。在这忙碌的五天里,除了给各地友人写信通报已到上海,鲁迅没有留下其他文字,但这五天里鲁迅作出了定居上海的决定,从而开启了他一生中最后辉煌的九年。陈子善指出:以往的鲁迅研究汗牛充栋,但就他所见到的,似乎都没有充分注意到鲁迅在共和旅馆的这五天。该书首次正式提出并较为全面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在这五天里,鲁迅先后与李小峰、林语堂、孙伏园、许钦文、郁达夫等友人和学生相见,还到内山书店购书,到影剧院看电影,等等。该书一一拈出,并进一步分析鲁迅与这些友人在这五天里频繁宴聚的意义。虽然后来鲁迅与林语堂闹翻了,与李小峰也一度很不愉快,与孙伏园又疏远了,但与郁达夫仍一直保持深厚的友谊。
　　鲁迅和许广平之所以定居上海,该书给出了详实的答案:鲁迅留在上海,可以跟兄弟比邻而居,亲密的朋友都离自己不远,左翼文化人活跃,城市里与文化相关的产业欣欣向荣,还拥有全中国最大的日本书店,饮食上也能满足口味。这样的氛围对鲁迅来说,非常适合定居,而共和旅馆的五天,就是让鲁迅敏锐地觉察到了以上这一系列因素,从而使他决定可定居上海。用陈子善的话说,作者的这个结论无疑是令人信服的。
　　从鲁迅日记里,也不难发现鲁迅在上海时最喜欢吃的食物是“蟹”,因为这个字眼在鲁迅日记里关于食材的记录出现最多,而且吃蟹季节也非常有规律:即每年每到10月至11月就进入吃蟹时节,这段时间鲁迅日记里就会时常出现相关的记录,例如“夜食蟹饮酒,大醉”……吃蟹之外,鲁迅还喜欢吃火腿,不仅自己吃,还喜欢请朋友一起吃,或当做馈赠佳品。例如1934年曹靖华到上海看望鲁迅,在鲁迅家住了一个多星期,临别时鲁迅就送了他一条火腿。除此之外,绍兴的特产干菜,还有笋干、酱鸭、风鸡、酱肉都是鲁迅喜欢吃的。而且,说来也怪,鲁迅以骂战出名,与许多同时代的文人朋友都翻了脸,却还喜欢热闹,一直到他最后病重前,还喜欢在家里请年轻朋友们吃饭。这从冯雪峰萧红等人的回忆中都不难发现。也就是说,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九年里,不仅是一个横眉冷对的作家斗士,更是一个烟火味十足的邻家普通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