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庚

　　如今,许多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都相继邀请了一批知名作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打破了“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摇篮”的学科魔咒。在大学里的作家并非只是学校的“花瓶”,他们往往对文学、人文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译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明的边界》,就是作家格非在大学课堂里的一部。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强烈质疑和反思,是19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小说的共同特征。这卷文学讲稿,以传统自然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居间者视角,发出叩问: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的边界?它到底要将我们带向何方?
　　《望春风》引发思考
　　格非是当代著名小说家,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中篇小说《隐身衣》等。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从事文学教育的高校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长聘教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自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格非给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开设了“小说叙事研究”一课。起初,该课程主要以介绍西方叙事理论为主,后来逐步增加了小说作品研讨的比重。比如关于章回小说《金瓶梅》的讨论,持续了两至三年。
　　到了2016年,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出版,这部作品给他带来不少困扰和忧虑。有的文学评论家认为,《望春风》“重新站在时间一边”,以回到“过去”来看“当下”的方式创作文章,这种新手法不具普适性。但也有观点认为,这部作品是用知识分子的趣味去展现农业文明,显得接地气,沉稳而有温度,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和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定格日常生活的瞬间永恒。
　　格非在《文学的边界》一书中直言,要不要将这些争议带到研究生的课堂上去讨论,自己一直踌躇难决。要讨论乡村文明的衰落或城市化的兴起,就不能不涉及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的关系问题,不能不涉及我们对现代性的复杂运动半迎半拒的暧昧态度。在格非看来,在空泛或情绪化的议论层面来怀旧和抒发所谓的乡愁,不仅无助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和反思,反而会使本来尖锐的现实感发生某种麻木和钝化。
　　不过,如果我们将这些忧虑和困惑带入现代小说史的脉络中去思考,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不论在中国、日本,还是欧洲,作为传统文类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无关治忽。而现代小说则被认为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其说它是对传统文类的延续和传承,不如说它是一种全新的装置。
　　现代小说是时代困惑的产物,或者说是社会和历史巨变的伴生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将现代小说视为“上帝死去之后的史诗”；费希特则干脆将现代小说看成是“罪大恶极生活时代的艺术形式”。
　　而在格非看来,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强烈质疑和反思,是19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小说的共同特征。基于上述思考,在和学生商量后,他决定每年在课堂上重点讨论一位作家的作品,连续四年,形成一个基于小说史的文化专题研讨。
　　当时的设想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小说家中挑选出四位,进行个案研究,来讨论一百多年来社会、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初步选定的四位作家,分别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
　　后来,他考虑到中文系的学生对沈从文的作品大多很熟悉,另外,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也已非常充分了,于是决定将沈从文暂且排除在课程之外,研讨专题的周期也相应缩短为三年。《文明的边界》一书正是根据格非的文学讲稿整理而来,代表着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三位不安的现代隐士
　　《文明的边界》聚焦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与美国作家麦尔维尔。从《没有个性的人》、《暗夜行路》至《白鲸》,格非带读者穿梭于文学的森林,去拜访这三位不安的现代隐士。
　　这三位作家都是19世纪中期以来小说家的杰出代表。
　　穆齐尔1880年出生于奥地利,1942年在瑞士去世。他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被公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人们常常将《没有个性的人》排在卡夫卡的《审判》、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前。蒂姆·阿姆斯特朗将《没有个性的人》与托马斯·曼的《魔山》视为双璧,将它们并称为“欧洲最伟大的现实小说”,也有很多人将它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提并论,称这两部作品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著”。
　　《没有个性的人》所呈现出来的作者形象,既是一个预言者,又是一个诊断师。他将现代的社会生活置于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揭示了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自由主义文化价值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作者对社会的运行机制、文化和知识话语、心灵与精神处境、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情感的状态,进行了细致的解剖和辨析,试图从整体上为时代把脉。
　　志贺直哉被誉为日本近代的“小说之神”。他的创作代表了“白桦派”的最高文学成就,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其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延续至今。中国作家郁达夫曾评价,志贺直哉在日本文学界的地位,大抵可以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相提并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日本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更是对志贺直哉的创作极力推赏。
　　志贺直哉在表达社会内容时所采取的笔法或策略,既不同于日本的古典小说,也不同于近代以来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或私小说,与后来为读者们所熟识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他自创的“写实主义”,有一种“孤高”与“自怜”,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拒斥、距离与孤立意识。
　　麦尔维尔在20世纪20年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他的《白鲸》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其文学史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麦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格非认为,在麦尔维尔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十分清楚明晰的主题:对于乡野、乡村以及远古生活的礼赞与向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忧虑。正因为陆地城市文明的加速兴起,生活在陆地的“忧郁之人”无法找到安宁栖居之所,才会向往辽阔的大海；正因为现代文明功利、平庸,遮盖了生活的原义和本真状态,具有原始魅力,且处处充满风险的海洋才会让人获得对人生的真正体悟,让人重新思考死亡,并进而理解生命。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麦尔维尔在描写大海美景时,会不断使用“鲜花斑斓的大地”以及“风光秀美的草原牧场”一类的比喻。
向未来眺望的目光
　　这三位作家的人生没有交集,在写作上也没有彼此影响的明确证据。尽管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社会或时空关系中,对社会、现实、历史的观察,对生存的沉思也有各自的侧重点,但《文明的边界》指出,他们的生活和写作活动形成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亲缘性或同构性。
　　格非认为,他们三人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对于生存本身的严酷、悲哀、荒谬和动荡不安,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规避和疏离的态度,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是其笔下人物的遭遇都是如此。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乌尔里希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状态”或“另一个地方”,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穆齐尔本人的隐遁之梦,也被二战的炮火惊醒,他不得不流亡瑞士,最后在他所厌憎的“另一个地方”告别人世。麦尔维尔则一直在海洋与陆地、喧嚣城市与无人孤岛的生活之间摇摆。事实上,他也曾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变换不同的职业。当他于1891年去世时,已差不多被人遗忘。至于志贺直哉,他一生中搬家多达26次,其行为本身就是生命处于不安状况的最好注脚。
　　在格非看来,三位作家都将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在他们笔下,现代文明则更多地呈现为空洞、无意义、令人厌恶的人际关系。面对这一现实,三位作家都充满了忧思,试图重构现代性的时空关系。
　　在现在、过去和未来裹挟在一起向前滚动的历史进程中,三位作家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思考与观察的基点。格非把这个基点称为“最后之人”。他们都是站在这个未来的基点上,来回望整个文明进程的。
　　麦尔维尔作品中的“最后之人”就是以实玛利,他是人类文明之舟“裴廓德号”覆灭之后唯一的幸存者。《白鲸》的真正悲剧也许还不是“裴廓德号”的沉没,而是作为船长的亚哈所代表的神秘莫测的文明意志:明知追击白鲸的行为将最终导致毁灭,仍然满含泪光地扑向那个终点。
　　这多少也呼应了志贺直哉的看法。他认为自然和人的退化乃至最终归于寂灭,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根植于人类永不满足的发展意志,即便人类的意识已经认定人类必将因发展而毁灭,谋求发展的步伐也不会停止。《暗夜行路》的主人公时任谦作在日记中写下这个感想时,他无疑也已经获得了某种“最后之人”的特殊视野。
　　而在穆齐尔的笔下,地球上的最后之人是一位科学家。在人类最终毁灭的那一刹那,他正忙于撰写一篇关于蚁酸的论文。穆齐尔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从知识、话语以及形形色色的观念和意见所呈现的巨大分裂出发的。这种分裂不可调和,预示着现代文明整体目标与方向感的彻底丧失。
　　《文明的边界》指出,穆齐尔、志贺直哉和麦尔维尔都在为人类和文明的危机向我们发出预警。在他们向未来眺望的目光中,我们身处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危机并未消除,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深重和危险。我们并不一定要赞同或接受他们的见解与判断,但这些作品所发出的启示之光,或许有助于重新思考现代化问题,以应对当今时代的文化与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