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1926年冬,中国平民教育协会准备离开北平奔赴两百多公里外的河北定县。在火车站,面对一个个行色匆匆的平教人,有着民国“副刊大王”之称的孙伏园揶揄大家是“一群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苦行僧”。这句自嘲之语是传记文学《晏阳初》作者的合理化想象,不过形容平教人当时的境遇还是颇为贴切。虽然平教人大都才高八斗,其中许多人还有着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但他们一个个放下身价,这才奠定了后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民教育“定县模式”。
　　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人被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平教事业经历了一战中国民工群体的成功试验,后在国内播种发芽,再又输向国际的边试验边发展路线。他毕生推崇的平教事业受到国内外多位政治要人的高度评价,一些知名人士也纷纷采访,像《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称他是“一位有独创的教育家”。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则称晏阳初“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
　　家乡人为家乡人立传,这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特色之一。俗话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这本45万字的文学传记中,作为晏阳初地道巴中老乡的苗勇,充分发挥了自己从小生活在巴中,对家乡风土人情熟稔的优长,成功再现了晏阳初童年和青少年的成长经历。特别是跋山涉水求学那段,融入当地“背二哥”文化后,意趣横生。
　　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常常会像一块磁铁,吸引许多“贵人”热情相助。晏阳初并不宽裕的家道不足以支撑他的漫漫求学路,但他的勤学奋进吸引了一路上的支持者。从巴中到成都,再到香港,再到耶鲁大学,每一次都是山穷水绝,每一次又都柳暗花明。挫折从来没有压倒过他,后来从事平教事业同样如此,面对资金、人才、场地、百姓起初的抵触和一些人的质疑等等种种看似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几乎每次晏阳初都会以其非凡的个人毅力也是魅力,克服一个个困难。
　　河北定县平民教育无疑是晏阳初毕生事业的一个分水岭。殊知,当初平民教育协会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北平来到定县时,才真正发现当地不仅一穷二白,而且传统和封建思维浓厚,不少百姓对新知识存在着本能的抵触。由于条件太过艰苦,“几个月下来,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定县”。晏阳初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有“愚、贫、弱、私”四大弊病,为对症下药,除了基本的文化教育外,他们还从生计、卫生、公民等方面入手,对乡村进行全方位改造。
　　具体到晏阳初个人,他所面临的困难远不止此,一些政治势力甚至想方设法拉拢他,如东北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曾多次邀请他。面对给待遇给条件,晏阳初初心不改。也有一些人质疑平民教育。如在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如火如荼之时,《世界日报》《每周评论》均曾发文质疑,但真金不怕火炼,晏阳初坚信破除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最勤恳和最努力的方式,慢慢化解偏见的坚冰。
　　不可否认,晏阳初具备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仅1928年的美国之行,晏阳初便成功募得50万美元的捐款。这在当时不吝为一笔巨资,事实上也“支撑了晏阳初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平教总会)此后六七年间的正常运作,更保证了他看重的独立的民间立场”。更多时候,晏阳初面临的不是资金便轻易解决得了的,如无师资、无课本,不理解、不支持等种种情况。没有经费他或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四处募捐,没有师资和课本,往往需要他凭借个人魅力以及个人努力,平民教育阵营中的许多人,是晏阳初反复游说的结果。没教材,平教人就自己编写,晏阳初本人也曾在法国普兰集中营编写平民教材。为吸引平民积极参加学习,他推行的教育全免费。定县模式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推行文化教育,还在于他全方位的乡村改造。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之所以成就斐然,这与他甫一开始的高起点密不可分。他身边会聚的要么是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如熊佛西、瞿菊农、冯锐、陈志潜、汤茂如、李景汉、陈筑山等人皆是美日等国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要么是国内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像孙伏园有着民国“副刊大王”之称、姚寻源当时是北平协和医学院高才生,而原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熊朱其慧因被晏阳初倡导的平教事业所打动,辞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十字会会长之职,全身心投入平民教育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的优秀人才之所以会聚到晏阳初的身边,既然不是因为钱,当然也不会因为单单想尝尝艰难困苦的味道,毕竟定县平教活动一搞几年,还得拖家带口。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定县平教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结束计划。从这一角度讲,孙伏园的自嘲再形象不过。“苦行僧”也绝不仅仅因为艰苦,而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平教人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才会坚定地呆在贫穷落后的定县。
　　当然,作为一部书写晏阳初传记的作品,不知是否限于素材等原因,与前半部分的有血有肉,常常令读者心潮澎湃相比,后半部分变成了大篇幅的“文摘”或“言摘”,与前半部分力倡的文学式书写风格有明显差别,使得文学传记有些名不副实,这也成为本书的一大缺憾。